杨鹏:恶心、自由与责任——为6月21日萨特诞辰100周年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03 次 更新时间:2005-06-21 22: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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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 (进入专栏)  

  

  谢绝诺贝尔奖的——因恶心而觉醒

  

  1964年10月22日,瑞典文学院正式宣布: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萨特,因为他“充满自由精神及探求真理的创作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萨特谢绝接受。当晚,萨特的一位朋友在瑞典的法国使馆,向一些瑞典记者宣读了他的谢绝宣言。宣言中称自己“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这之前,萨特“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的行为已有过先例。1945年,萨特曾拒绝过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他也明确表示过不愿意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萨特谢绝诺贝尔奖并非有意做秀,1964年10月4日,萨特看到法国《费加罗报》披露他有望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即在10月14日即致信瑞典文学院秘书长,希望别把他列入此奖项候选人名单,但瑞典文学院秘书长不巧未能看到此信,投票如期举行,最后造成了萨特谢绝领奖的事件。

    

  萨特为什么要谢绝诺贝尔奖?这个问题,萨特做过一些解释,例如认为评奖人不配评奖,例如反对人类社会的等级制等,但是,人们对他的解释似乎并不满意,给出了许多猜测。有人说是做秀,有人说是为了不给他的情人西蒙?波伏瓦增加压力,有人说是反映了他反对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的倾向。萨特自己最清楚的回答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如要继续追问下去,等于是要萨特回答“为什么要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这个问题。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奖授予萨特,是因为他“充满自由精神及探求真理的创作”,有趣的是,也许正是因为萨特自己对“自由精神和探求真理”的特殊理解,使他谢绝了诺贝尔奖。读过萨特的成名作《恶心》这篇小说的人,也许很容易将他谢绝诺贝尔奖的深层原因找出来,这就是“恶心”。萨特一生的著作和社会活动,已经说明了,他从来是为了独立自由而反对一切来自外部的规制,而他这种“自由的觉醒”,是从感悟到“恶心”开始的。

  

  1938年,萨特历时7年写作的长篇小说《恶心》发表,因此一举成名。在这部小说中,他描写主人公因为深深感悟到“恶心”,而终于觉悟到“自由”的过程。

  

  “于是恶心攫住了我,我跌坐在长椅上,甚至不知身在何处。颜色在我周围慢慢旋转,我想呕吐。就这样,从此恶心不再离我,它牢牢地抓住我。”

  

  “恶心”攫住了萨特,他到底是对些什么感到了深深的“恶心”呢?他恶心那陈旧发霉的传统思想体系,“在我面前晃晃悠悠地出现了一个庞大而乏味的思想,------它使我恶心”;他恶心广场上的那尊大人物的铜塑像,“至于那些神圣的思想,那些从父辈传下来的良好思想,已不再由她们,而由这个铜铸的人来捍卫”;他恶心“他们在半醒半睡的麻木状态中熬日子,由于急躁而仓促结婚,又莫明其妙地生了孩子。他们在咖啡馆、婚礼和葬礼上与别人相遇。有时他们被卷入旋涡,奋力挣扎,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周围发生的一切,从开始到结束,都在他们视眼之外”;他恶心“他们的智慧劝戒你尽量不要出声,尽量少生活,让你自己被人遗忘。他们讲的最好的故事,就是冒失鬼和怪人如何受到惩罚。对,事情就是这样,谁也不会说相反的话”。总之,他对控制人们生活的异已力量感到恶心,对人们浑然不觉地被外部力量支配的生活感到恶心,这种异已的外部力量是什么呢?是传统思想,是习俗,是道德,是权威人物的权势,是被警察保护的制度等等。这一切汇合为无形的社会势力,把个人席卷其中,一个个人成了无根的浮萍,随波飘流,糊里糊涂了此一生。从不知自由和自主为何物。更为可怕的,主人公在自省之中,忽然对自己也恶心起来了,“太阳向万物投入冷冷的光,仿佛是毫不留情的审判。它从我的眼睛进入我体内,照亮我的内部,使我贫瘠。我敢肯定,不出一刻钟,我就会达到自我厌恶的顶点”。为什么会对自己恶心?因为自己长期对这种被奴役状态缺少自觉,因为自己虽然自觉到了被奴役,却胆怯自私地不敢反抗,不敢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主人公就这样从恶心别人到恶心自己,从恶心自己到开始觉醒,“存在被解放了,被解脱了,在我身上回涌。我存在”,自主意识从心中升起,自由精神开始漫延全身,恶心消失了,“不自由的存在,乃是虚无”,自主的存在,“虚无”了外部势力。

  

  瑞典文学院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一种外部势力,它按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技艺标准,将文学家分为三六九等,以此控制和引导文学家的倾向,从而使文学家们被无形控制,进入不自由状态,从而也是令人恶心的,从而也是必须对它大声叫“真令人作呕”的。当然,萨特没有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面对诺贝尔文学奖,人家必竟是善意的,但他用行动来表达了自己的自主原则。“一切理性皆通过自由得以问世”,而“他人就是地狱”,因此要警戒一切来自他人的控制,无论是对善意的表达还是恶意的强制,都必须高度的警戒。已解脱奴役者,自主原则至上,不能妥协。

  

  清除心灵中的苍蝇:自由选择,自我担当

  

  海边的小石头不是自主的,它受制于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没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人与小石头不同,他有意向性和主观性,他可以进行主观选择,因而自由是人与物的根本差别所在,我自由,故我存在。如果失去意向性和主观性,被动地听命于外界的力量,人就回归于物,不再是人了。因感悟恶心而觉醒自由,因自由而积极行动,因积极行动而愿承受一切代价。自我选择,就意味着自我担当,这样的存在,方称得上是自由的存在,方称得上人的生活。你的一生,是由你一连串的行动组成的,是你的行为本身,而不是你的言说塑造了你的本质。

    

  萨特的一生,通过哲学、小说、戏剧、评论及社会参与的种种方式,反反复复,从不同角度,全力揭示和传播上述这样的人生态度。

    

  萨特的戏剧,比他的哲学和小说,有着更大的社会影响。1938年出版小说《恶心》后,萨特1943年的戏剧《苍蝇》引起轰动,最后遭到当局禁演。

    

  如果说《恶心》主要讲因为感受到“恶心”而觉悟到了“自由”,那么《苍蝇》讲的是主人公因觉悟到了“自由”而独立独行,为反抗强权而愿承受一切牺牲。主人公“摆脱了各种奴役和信仰的羁绊,没有家庭,没有祖国,没有宗教,没有职业,可以自由自在地承担各种义务”,他蔑视和反抗那控制一切的众神之神朱庇特,他说:“现在谁也不能对我发号施令了。”

    

  人们之所以被奴役被压迫,理由并不复杂,就是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已原本是自由的,命定是自由的,只能是自由的。有自由,才有创造,有创造,才有人的本质,创造必然是超越传统和环境的,这就可能与传统和环境相撞,而作为一个人,就必须担当起相撞的结果,自由选择,自我承当后果。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并勇于担当自由之时,奴役和压迫就烟消云散了。或者说,被奴役者怪不得任何人,只能怪自己愚蠢和胆怯。有什么样的民众,就会有什么样的统治者。有屈从胆怯的民众,就有专制强暴的统治者。怪不得统治者,哪个统治者不想加强他的权力和控制呢?要怪只能怪对统治者退让的被统治者。“她的痛苦来自她自己,也只有她自己才能从中解脱出来:她是自由的。”在众神和众国王的心头,沉重地压着一个令他们痛苦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人是自由的”,但许多人却不知道,因此在被奴役之中无可奈何,“一个人的灵魂中,一旦自由爆发出来,众神对他就毫无办法了”。对奴役环境的绝望和抵制,是实现自由的基本条件,“他们是自由的,而人类的生活恰恰应从绝望的彼岸开始”。这是不顾客观环境的自由吗?萨特认为,没有什么统一的客观环境,在不同的人眼里,环境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环境不是固定不变的,在自由的心灵之中,环境是虚无的。

    

  萨特的自由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的自由观全然不同。按萨特的自由观,中国儒家“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将社会规矩化为行动本能的追求,完全是一种可怜的主动的自我奴役,而佛家、道家目空一切后的无为退隐,则是一种自私的逃避。选择了自我奴役和无为退隐,就只有承受专制奴役之苦。怪不得天,怪不得地,只能怪自已。萨特的自由,是用刚硬的自我,去撞击和改变奴役人的一切现实,是一种坚决斗争、不畏死亡和痛苦,勇于担当的自由。

    

  自由带来责任——积极介入社会

  

  社会的状况,无非是社会中每个人的心灵集合在一起共同塑造的结果,每个人的心灵,都会侵扰别人,我们摆脱不了相互的影响。不自由的心,就必然是其他人的地狱。如果我们身处一个专制奴役的非人的社会环境中,那么任何一个心中自由觉醒的人,就必须介入社会环境中来改造社会环境,不然,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环境的帮凶。一九四七年二月,《现代》杂志开始连载萨特的文艺理论论著《什么是文学?》,强调“写作便是揭露,揭露带来变革,因而写作就是介入”。萨特认为,艺术创作的深层动机,就是作者的内心的自由与读者内心的自由的互动,是对自由的召唤,将一切妨碍自由的观念、习惯、情绪的垃圾,从作者和读者心中清扫干净。写作不能成为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奴隶,而是独立自由的判断,独立自由地介入社会。唯有独立自由的心灵,才可能召唤出独立自由的心灵,唯有独立自由的心灵,才可能带来创造和力量。自由的社会,建立在民众自由心灵的基础上。

  

  每个人都拥有独立自主的强大的心灵,如果大家相撞起来该怎么办?“一位天神将皇权的宝座奉献给我,我说不要。我要做没有领土没有臣民的国王”(《苍蝇》),萨特这样解说自己的社会自由观,不被人奴役,也不奴役别人,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人与人的关系是自由人间的平等互动的关系。自由人之间,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把不自由的一切,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的形式,无论是传统还是制度的形式,无论是权力还是资本的形式,皆视为敌人,去揭露,去斗争,直到其消除。只要你所生活的社会中还存在奴役自由的现象,你就算不上是什么自由的人。为了你的自由,你必须介入到不自由的社会中去,这是自由的要求,这就是自由与身俱来的责任。无自由之生活,乃是虚无。无介入之生活,不是自由。

  

  正是基于这种介入的思想,萨特积极介入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中,对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公开表明自己的独立立场。他公开批评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闹得自己的住房两次被炸。他参加“五月风暴”的法国学生的街头造反游行。晚年他宣称相信马克思主义并对社会主义运动表示认同。他还欣赏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并访问中国。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同时也批评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化意识形态。他不是任何政党的喉舌和传声筒,他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他自己特有的理解角度。

  

  萨特留下了50卷左右的作品,涉及哲学、小说、戏剧、文学理论等领域。我只选取《恶心》(小说)、《苍蝇》(戏剧)和《什么是文学?》(文论),来说明萨特思想中“恶心、自由与责任”的关联,粗略地勾画了萨特的思想脉胳。萨特的思想是复杂和变化的,但他能对二十世纪产生巨大的影响,与上述核心思想不无关联。萨特走了,无论人们对他有何态度,人们都不得不承认他对二十世纪世界思想风云的影响力,无论人们对他的观点(尤其是政治选择)有何质疑,人们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独立思想、言行一致、勇于行动、勇于担当的自由思想家。

    

  1980年4月15日,萨特病逝于巴黎。4天以后,在他入葬的日子,自发前来为他送葬的人近10万人。人们用自发的行为,自愿奉献给了他一个隆重的葬礼。对他在天之灵来说,这一定比诺贝尔奖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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