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精英联盟的破裂与政权的危机

——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案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95 次 更新时间:2005-05-11 01: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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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 (进入专栏)  

  

  近日,《光明日报》、《法制日报》、《经济日报》等报纸从不同视角,对北京嘉利来案件进行了报导,披露的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嘉利来)内部股东的纠纷(香港嘉利来国际集团公司与北京市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北京市外经贸委、北京市工商局、国家商务部(原国家对外贸易经济部)、国务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这些政权机构都深深卷入了进去,出现了极为戏剧性的结果:北京市外经贸委以行政批复(627号批复)的行政方式,取消了香港嘉利来公司在北京嘉利来公司的股东权益。国家外经贸部撤消了北京市外经贸委的627号批复。由于国家外经贸部的行政复议决定没有得到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督办文件,国家外经贸部两次发出限期责令履行通知书,仍未执行。随后北京市二商集团诉国家商务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国家商务部败诉。一个仅涉及几亿元的股权纠纷案,竟闹得如此惊心动魄。政府权力的内部运行,竟表现得如此梗阻。这是一个研究中国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活生生的典型例子,这个事件给我留下的大体印象是:精英联盟的破裂,政权内部涣散的显现。

  

  神速的5天!

  

  从公开的材料看,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股权纠纷案并不复杂,其间引起我注意的,是极为神速的5天。在这5天之内,香港嘉利来国际有限公司股东资格被取消,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被更换为北京美邦亚联房地产有限公司。这并非靠的是市场手段,而是靠行政的手段(准司法手段)迅速完成。

  

  1994年9月19日,香港嘉利来国际有限公司、北京市食品工贸集团公司(二商集团前身)、恒业公司三家签订《中外合作北京嘉利来置业有限公司合同书》,决定成立北京嘉利来公司,开发建设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的北京嘉利来世贸中心项目。合同规定:合作公司注册资本1200万美元,一期投资总额为3000万美元,香港嘉利来国际有限公司负责全部注册资本和投资资金筹措。北京市食品工贸集团公司和北京恒业房地产综合开发经营公司负责办理公司注册及土地批准等事宜。香港嘉利来国际有限公司占股60%,北京市食品工贸集团总公司占股32%,北京恒业房地产综合开发经营公司占股8%.

  

  1995年3月30日,经北京市外经贸委和北京市政府批准,北京市工商局颁发营业执照。

  

  香港嘉利来国际有限公司先后筹资向合作公司注入人民币7200万元和453万美元。注意,这里存在着一个给香港嘉利来国际有限公司后来带来大麻烦的缺陷:它投入的资金总量折合美元已达到1200万美元的要求,但币种上没有完全符合1200万美元这个要求。在双方合作关系好时,这个缺陷大家都默认了,当双方关系紧张时,这个缺陷就可能被人利用。北京嘉利来公司成立后,从韩国大宇公司筹借资金3500万美元。

  

  北京嘉利来公司成立后,先后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议工程规划许可证、工程开工证、外销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完成了规划、设计、部分拆迁及部分地下工程的施工。香港嘉利来国际有限公司筹资并注入北京嘉利来公司的资金,已由北京嘉利来公司投入土地出让金、拆迁补偿费用等。1997年11月,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公司建设项目暂停。

  

  2001年8月23日,北京市工商局向香港嘉利亚国际有限公司发出《限期出资通知书》,说明该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出资不符合有关出资规定(合同上写的是“1200万美元”,而实际认缴为7200万人民币和453万美元),应在30日内履行1200万美元的出资义务。这时,距北京嘉利来公司正式成立已经5年多了。这期间,北京嘉利来公司连续5年通过了工商年检,公司股东也未就股东资格问题向有关部门正式提出过交涉。

  

  随后戏剧性的5天开始了:

  

  2001年9月25日,原合作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二商集团向北京市外经贸委发出要求更换外方股东的请示。第2天(9月26日),二商集团向北京市外经贸委发出合作公司重组合同、章程及董事会组成的申请。同日,二商集团与另外一家香港公司和一家北京公司签订了公司股权变更重组、合作修改、公司章程修改三个协议。第3天(9月27日),北京市外经贸委作出京经贸资字[2001]627号《关于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更换合作方的批复》。这可是最重要的一个批复,因为它认定香港嘉利来国际有限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同意北京嘉利来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二商集团更换合作方。第4天(9月28日),北京市外经贸委发出更名合作公司的《批准证书》。第5天,北京市工商局为新合作公司——北京美邦亚联房地产有限公司换发《营业执照》。5天之内办完这样复杂的事,实现如此重大的调整,真是神速!如果从商业超限战的角度看,这真是官商配合严密的了不起的杰作!5天之内,香港嘉利来国际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被行政批复取消,股权被行政手段“批复”给了其它的公司。真如《孙子兵法》上说的“静若处女,动若脱免!”

  

  国务院督办的失灵

  

  一个月后,手忙脚乱的香港嘉利来国际有限公司才开始回应。2001年10月25日,香港嘉利来国际有限公司向原国家经贸委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北京市外经贸委8月23日做出的《关于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更换合作方的批复》(627号文)。

  

  2002年7月2日,在收到香港嘉利来国际有限公司复议申请9个月后,原国家外经贸部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外经贸法函[2002]67号),认为香港嘉利来国际有限公司属于履约瑕疵(指未完全按1200美元出资),并非未出资,撤销了北京市外经贸委的《关于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更换合作方的批复》。香港嘉利来国际公司可谓是大功告成,想来一定是松了一大口气。

  

  香港嘉利来国际有限公司以国家外经贸部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为据,要求北京市外经贸委恢复北京嘉利来公司并确认其在该公司中的占股60%的股东资格,但未得到答覆和执行。

  

  2002年7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抓紧依法督促执行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经贸法函[2002]67号行政复议决定的函》(国办函[2002]51号,要求商务部(原外经贸部)和北京市政府督促北京市外经贸委执行原国家外经贸部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02年8月14日,商务部向北京市外经贸委发出《责令履行通知书》,要求“立即下发恢复原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各合作方股东地位的书面通知,重新颁发批准证书,并于2003年9月15日将履行该行政复议决定结果书面报告本机关”。

  

  有趣的是,国务院的督办函和商务部的责令履行通知书并没有起到“立即执行”的结果。

  

  在商务部与北京市外经贸委就《行政复议决定书》的执行纠缠之际,2002年7月19日,北京市二商集团在北京市二中院起诉原外经贸部,要求法院撤销外经贸部2002年7月2日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从2002年9月5日开始审理。虽然法律规定诉讼期间不影响行政复议决定书的执行,但国务院的督办函和商务部的《责令履行通知书》还是没有执行。2003年12月12日,商务院再次向北京市商务局(原北京外经贸委)下发《再次责令履行通知书》,并要求其在12月25日前执行。

  

  2003年12月22日,在商务部《再次责令履行通知书》确定的12月25日的期限快到来之前的12月22日,北京市二中院一审判北京二商集团胜诉,商务部败诉,撤销了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002年7月2日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从2002年7月2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中经北京市二商集团提起行政诉讼,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经过了近一半的时间。

  

  北京二商集团与香港嘉利来公司的较量,演化成了原北京市外经委、北京市工商局与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务院办公厅的较量,最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击败了商务部、国务院的督办函和香港嘉利来国际有限公司的诉求。到现在为止,北京市二商集团、北京市外经贸委、北京市工商局取得了优势。较量的双方,都提到了许多支持自己的法律和政策依据,但这似乎不是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谁强谁弱的问题。事实、证据和法律都很多,而选择决定权最终在官员手上。自己想用的就充分利用,自己不想用的就放置一边,想用的条款就刚硬了用,不想用的条款该柔软了用。当法律条款成为双方斗争的工具,就必须有一个超越僵死的法律条款上的更高的法律精神。法律必须是正义的,否则合法这个概念,也可能成为合法的抢劫。无论那个国家,法律再严密,也会给法官留下相当的自由栽量权,这就需要法官以公正的心去“于事于情于理”地裁决。我们的法律不严密,拥有自由栽量权的法官和官吏们(准法官们)未必就有一颗公正之心,他们的决策行为如果又不受责任追究,加上如果法官、官员们可能与当事人有这样那样的利益关系,这就很想保证法官和官员们公正严明执法了。说到底,有了法律,还需要一套监督法官们公正执法的严格机制,对以法谋私的法官依法进行惩治。一切权力都需要受到制衡和监督,这句老生常谈的话,在这个案子中又显现了它的真理性。

  

  中国古代王朝阶段论的参考

  

  观察分析一种社会政治经济现象,需要一个判断的标准。当前学者们习惯的参照标准,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当思考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纠纷的案子,我心里跳出来的参照标准,却是老子在二千五百多年前所讲的一句话。《老子》第三十八章中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用老子的标准,虽然离民主制度建设问题还很远,但似乎更有一切现实贴切感。

  

  老子认为,一个王朝正常的历史演化,往往会经过几个阶段,最初往往是“以道治国”,指的是君王轻徭薄赋、清静守法,百姓自由自在,安居乐业;其次是“以德治国”和“以仁治国”,指的是君王积极有为,为民做主,造福于民。百姓开始围着官场转,跟在官的后面跑;其次是“以义治国”,指的是朝廷内部大大小小的利益团体拉帮结伙,朝政却因内部小帮会斗争而涣散,百姓对官场有恨无爱;最后就必然抵达“以礼治国”阶段,这时君王已无法整治内部小团伙的分裂、腐败与矛盾,所能做的只是一些形式礼仪上的玩意,百姓发自内心轻蔑侮辱这样的官场。这种时候,官场表现上富丽堂皇,到处大讲仁义道德,但官吏却普遍不忠,朝廷政令得不到社会信任(忠信之薄),朝政因此衰败,积重难返,大乱兴起。

  

  从“以道治国”,经过“以德治国”和“以仁治国”,到“以义治国”,最后到“以礼治国”,这是一个自然递进的过程:“以道治国”,相当于“小政府大社会”。在“以道治国”的时期,朝廷清静无为,轻徭薄赋,公平守法,不加重百姓负责,不妨碍百姓作为,所以百姓自立自为,积极努力,带来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有了社会财富总量的积累,朝廷官员就想利用这些财富搞一些造福于民的事业,这时受益于朝廷作为的人们就会讴歌赞美朝廷。朝廷积极推动为民做主的有为政策,必然意味着社会财富总量开始向朝廷集中,朝廷因此变成了大政府和强政府。到这个时候,由于缺少来自君王和社会的足够的约束和监督,官员们的心态会开始变化,会倾向于将公共权力转化为私人经济利益,朝廷内部矛盾开始围绕部门和个人的私利而展开。朝廷内部的利益团伙战争普遍兴起,各帮会都需要有一套凝聚和约束本团体的精神,这就是“义”。“桃园结义”、“梁山聚义”,“义”是小团体利益的精神表现。“义”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君王,没有国家,没有法律,只有团伙,只讲哥们义气关系。一荣俱荣,一辱俱辱,对内斗胆地相互救援,对外放肆地同仇敌忾,对内对外完全两套规则,一切政策法规只为小团体所扭曲和利用。在朝廷内部“义”的精神漫延的时候,就是朝廷内部小团体纷纷出现,争权夺利,不顾大局,朝廷衰败的时候。先儒曾有“义利之辩”的讨论,其实,有什么好辩的,“义”本“利”的招牌,“利”本是“义”的动因。在小帮会为自己利益胡搅蛮缠的密网抗拒之下,君王的所作所为,上级部门的所作所为,就变成了套话和空话,只有一点“礼”(形式上)的意义,而没有了实质的价值。执政集团的超越性和公正性开始衰退,政权的权威性一落千丈。统一的皇权不过只是一个礼仪上所需要的泥塑而已。

  

  在古代中国,君王是政权的代表,政权的所有权归皇家所有。从传统的意识形态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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