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二千年前的“国退民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89 次 更新时间:2005-01-15 11: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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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鹏 (进入专栏)  

  

  改革以来,“国退民进”多少算是一个总趋向,但围绕这个趋向的争论从来是此起彼伏,迄今没有终结。一个郎咸平的文章,一个亲民政策的口号,就卷得多少沉渣泛起!其实,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中国几千年漫长的文明史中,早就有过“国退民进”的漫长时期,也有过“国进民退”的短暂波澜,当时的争论也像今天一样的热闹。我们老祖宗的经验不会没有价值,清理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国退民进”,会很有助于我们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

    

  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退民进”,发生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多年前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前后经历了五百多年的历史。春秋战国征战不休的背后,就是“国退民进”的社会浪潮。秦王朝统一天下,为五百多年的“国退民进”划定了格局。在以后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与“民”的进退范围虽然时时会有一些调整变化,但“百代都行秦政治”,秦王朝划定的“国”与“民”的格局,大体可以算是一种趋稳定结构,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

    

  公元前1066年,来自今陕西一带的周人在周武王的领导下,打败了以今河南安阳为首都的商人,建立了西周王朝,首都在今陕西长安县。公元前770年,信奉狼图腾的西北犬戎部落入侵陕西,打败周人,砍死了那位为爱情而“烽火戏诸侯”的浪漫周幽王,西周王朝结束。谁说只有英国人才会要美人不要江山的?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的儿子宜臼带着逃离出来的周人,在今天的河南洛阳建立首都,东周王朝开始。从东周建立到秦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史称春秋战国时期,这段时期共计550年。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国退民进”,正发生在这550年期间。

    

  周王朝的经济制度是公有经济制度。

    

  从土地所有权上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是全国土地的唯一所有者。周王再将土地分封给亲属和功臣,令其为诸侯,按级别占有土地。王室直接管辖之地,只是其中一部分。但王室是天下诸侯共同的主人,诸侯对王室要承担一定义务,例如每年提供贡献,战争时派人参加并自带给养,任何诸侯国的大夫要经过王室批准等。国家公有制,本质上就是国王和贵族的所有制。“公”=“王”,对这个关系,当时的人是清楚的,而现在有些善良的人们都不太明白,他们还以为自己也有一小份,认为“公”=“你有我有大家有”。

    

  从农业生产管理来看,西周实行井田制,相当于集体公社。所谓井田制,就是把耕地划成不同生产单位,由贵族派官吏直接指挥,组织社会进行集体生产,产出由贵族(公家)和社员按一定比例分成。这就是一种叫做“彻”的集体生产和分成制度。不仅土地归贵族所有,就是劳动生产工具,也是归贵族控制。社员们集中到田头开始干活前,要由农官分发工具。土地属于国家,以周王为代表,绝对不准买卖,所谓“田里不粥”。

    

  从手工业来看,没有私营工商业主,只有官营手工业。物品的交换,也由贵族和官吏统一控制,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工商食官”,即工商业者吃的是官家的饭。

    

  从教育来看,没有私立学校,教育由贵族控制,只有官府才能开办学校,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就算是贵族们想开办学校,没有周王的批准是不行的。

    

  在周朝的制度下,没有自耕农、没有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一切生产要素、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都在国王、贵族和贵族官吏的直接计划控制之下。

    

  要想知道什么是井田制,什么是周朝的经济制度,其实我们只要想想二十多年前的人民公社制度就明白了。土地公有,社员们在公社干部的指挥下,一起出工,共同干活,然后吃大食堂。分配上呢,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干部拿走后的部分,再由社员来分。社办工厂,按公社的计划统一安排,服务于公社的需求。谁曾想到,周朝这样的公有集体经济制度,在几十年前前的中国又重新上演了一回,死人再次抓住了活人的灵魂!毛主席大骂儒家,说“孔丘名高实枇糠”,但在政治-经济关系上,他却自觉回到了儒家最梦寐以求的“文武周公之制”。相比起来,汉高祖刘邦更言行一致一些,他当着众人之面,摘下儒生的帽子,扯下裤子,往儒帽里尿撒,以视对儒家和周朝制度的蔑视,但是,他绝没有在政治和经济上再回到“周制”(周朝制度),他的办法是“专制皇权的清静守法+私有制自由经济”(黄老之治)。

    

  周朝这种公有计划经济模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崩溃。原因是什么?历史学家们较普遍的结论是:铁器开始普及。为什么铁器普及,就造成集体公社的崩溃呢?春秋以前,仍属于青铜时代,那时的青铜仍然贵重,只是用于制造贵重的祭器或武器。农业生产所用的工具,仍主要是木制工具。个人能掌握的生产工具太落后,生产率太低,抵御开发自然的力量太弱,只有集体劳动才可能生存。单个人或单个家族离开了公社集体,很难活下去。就像蚂蚁一样,单只蚂蚁或几个蚂蚁落单,只有死路一条,要活着,就得靠集体统一的生活。但铁器一普及,个体生产力直线提高,单个家庭就是离开了群体,也能活下来。集体性经济的现实必要性减弱了,其低效率的一面反而体现了出来。个体技术能力与个体自由的关系,我们学术界没能认真研究,但当时的逃奴们是十分明白的。人口多了,生活紧张了,能干的人就不愿意在集体公社中受贵族和农官们(公社干部)剥削,不愿再和懒汉们一起混日子了。他们为更好的收入而逃走,为更高的效率而逃走,为自由生产而逃走,公田荒芜了,自耕农渐渐产生了。周朝时的《硕鼠》一诗写道: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这首诗,过去在阶级斗争教育时期长大的学生,一般都不得不认真读过。把这首诗里的大老鼠(硕鼠)换成“领导干部”,意思其实是一样的。比周王朝更可怕的是,人民公社时期,整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陆地疆域(比周朝时大多了!),端的是无乐土可逃!改革开放后的疯狂出国浪潮,在我看来,就很有那种“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味道。

    

  逃奴们带上铁制农具和家人,从集体公社逃出去,找到合适的地方去开恳私田。那时候人少,公有的荒地四处都是,只要逃出原来贵族的控制范围,就自由了,“帝力与我有何哉?”。周边的楚越秦等蛮夷地区,正好是人少地多,他们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人们逃跑过来。来吧,这里多的是土地,几年不上税!人跑光了,就没人干活,没人上税,没人打仗了。东德人说,我们社会主义东德是被跑垮的,科技人员一逃跑,工厂就完了。面对逃跑大潮,中原的君王贵族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抓回来,杀掉,以儆人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德当时的领导人也是这么干的,不少人被枪杀在柏林墙下。孟子说:“无野人,莫养君子。”没有小人了,君子们就没有人养了。这道理多直白!没有百姓了,干部们吃什么?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不用干活,“怀德”,就可以跟着君王吃税了,怎么会没得吃呢?他老人家到死也不理解,小人们为什么如此需要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不养君子,多不道德!当时中原地区绝大多数的诸侯国,最初都对侵占公地开恳私田的逃奴进行残酷镇压。《管子》中就有这样的句子:“诛流散,则民不逃。”老子是那个年代贵族中的异类,他一反主流意识形态,强调要“使民重死而远徒”,百姓害怕死亡,就让他们远远迁徙,适彼乐土去吧。老子算是自由移民的思想鼻祖了。人跑光了,当然就会“小国寡民”了。

    

  愈来愈多的人逃亡了,原来的公田荒芜了,贵族们该怎么办呢?傻子贵族就衰败了下去,聪明贵族们开始改革,他们先把公田进行承包,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最后不管土地是姓公还是姓私,一律开始按亩收税。集体公社解体,人民公社的干部们没人可指挥了,他们也只好自己承包土地耕种了,开始占有公地开发,契税和契约关系取代了过去集体公社内的主仆关系,这就是春秋战国社会变革的核心。老子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有德的人按契约契税关系办事,无德的人按集体计划经济办事(“彻”就是集体经济制度)。老子还可以算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私有制的形而上的鼻祖。

    

  集体公社垮了,社办工厂当然也就垮了,自耕农出现了,社会剩余增加了,原来社办工厂的技术人员有了新的自耕农市场,独立的工商业群体出现了。同时,由于传统贵族衰败了,新兴地主、自耕农和工商业者发展了,过去依靠王公贵族们吃政府饭的知识分子开始从民间找饭吃,私学开始了。孔子大搞民办教育,招学生收学费养活自己,为广开生源而“有教无类”,“学在官府”的时代结束了。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工商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知识分子们从事教育事业的权力,逐步由国家转向了民间。许多贵族子弟们因为只会以权谋私,吃喝玩乐,寻花问柳,成了一群废物。所以曹刿公开说:“肉食者鄙。”春秋战国时期,在铁器的刺激下,“民逃国退”引出了“国退民进”,中国大地出现了文明史以来的一次壮观的私有化和民间化运动,经济文化因此而大发展,成批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商人、大思想家从平民中涌现了出来,这是一个需要伟人并产生了大批伟人的时代。老子认为,天道独立而不改,生生不息。独立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独立的支撑。这次天道力量集中体现在了独立的自耕农、独立的工商业者、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有革新意识的政治家身上了。

    

  面对这个私有化和民间化大趋势,各国的反应不同,适应程度不同,最彻底地改革以适应这个浪潮的,就是秦国了。商鞅在秦国,实行了全面土改,土地私有化,自由买卖。甚至官位和官衔,也采取了十分个人化的原则。为什么这样说呢?商鞅把官位、土地列出来,与军事功劳一一对应,多少人头换什么样的官位或土地,清清楚地标明,严格按章办事,不会骗人。秦国士兵十分清楚地知道,一刀砍死一个敌人,一定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与敌人相遇,秦国士兵从敌人头上看出来的,是自己十分明确的官位或土地,他们是为自己明确的利益而战,这可能是当时惟一的一支知道是为谁而战的军队。经济上也如此,交粮食布帛,可以按标准换取贵族头衔,许多奴隶和平民玩了命地干活,改变了低下的身份,变成了新贵族。因此,秦国经济实力大增,秦军成了虎狼之师,其它国家的军队成了肥羊。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力守周制,为公社干部们呐喊,那么他的命运就只能是“累累如丧家之犬”(《史记孔子世家》)商鞅改革激发了秦国的活力,秦就这样统一了天下。五百多年战乱的结果是:成百上千的国王和血缘贵族家族被摧毁,全国只允许一个君王和一个君王家族搞世袭制了,政府的运行成本大大降低;封建制被郡县制所取代,贵族世袭制失去了制度性依托;经济公有制被经济私有制所取代,经济活力迸发;度量衡统一,书同文,车同轨,为工商流通和全国政治一统奠定了基础。中国由此成了一个“君主官僚制+农地私有制+私营手工业+部分官营手工业”的国家。这个转变过程,西方是到十七十八世纪才开始完成,晚了近二千年。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怪不得过去中国比西方要繁荣富强得多!以后二千多年,这个结构没有多大变化。有变化的,是这个结构中的每块的比例多少而已。汉武帝时期,把私营工商业强行划归官营垄断,搞坏了工商业。但他没有敢动土地私有制。他死后,民营工商业再次恢复。以后篡夺西汉王位的儒生王莽又想搞土地公有制,全面恢复周朝制度,结果把自己搞死了。秦朝制度顽强地延续了下来,直到出了毛主席这位五百年出一位的大人物,中断了几千年的“周制”(用西方话语,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中国话语,这是周朝制度的恢复)再次全面死灰复燃。邓小平以后,基本上是周朝制度恢复到了秦朝制度,在党权一统的前提下,化公为私,国退民进再次开始,中国也因此大发展。中华民族有点站起来的样子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看,毛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不是激进主义的结果,而是保守主义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回到了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周朝制度。最保守的东西,往往会以最激进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面对从春秋开始的国退民进的浪潮,齐国宰相晏婴(约为公元前590到公元前500年)是一个顺势而为者,他知道私有化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生,逆之者亡。他对齐景公说,国君你控制着公有土地不让人用,“百姓必进而自分也”。有什么用呢?老百姓自己会来分的。但是,齐国国君并没有完全听晏婴的话,他没有彻底进行私有化改制,国力因此而渐渐衰退,从春秋五霸之首的地位跌了下来,终被强秦所兼并。土地最后还是被分了,由秦国来组织分配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效率和个人独立追求的压力下,公有制是守不住的。对公有制严防死守,其实就是在保护以权谋私之徒暗偷暗抢。对公有制严防死守的结果,就是政府腐化,硕鼠们成窝成窝地繁殖,百姓们恨得牙根阵阵发痒。不如听听晏婴的话,主动来分,这样可能反而能使分配过程更公平一些。不要忘了老子的话,天道的力量是独立不改的,因独立不改而生生不息,追求自有财产,就是追求独立不改,追求独立不改,就自然会有生生不息的创新,效率自在其中,繁荣富强自在其中。没有独立不改,何来生生不息呢?所以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人不能与天斗,毛主席多厉害,号称要与天斗,但他的肉体和思想都已经被老天斗死了,有谁比他还厉害呢?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读者读到这里,不要以为我在倡导秦朝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篇文章,主要是说明“国退民进”与国家活力的正比关系,这是我们自己老祖宗的历史经验,不是崇洋媚外的结果。其实,说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带来繁荣,就如同说人只能吃饭才能活的道理一些,基本只能算是最简单的常识。但是,因为我们中国好心的昏人太多,他们对常识不太了解(例如他们竟然不知道“公”=“官”),这种话才有不断再说的必要。这里有必要提醒的是,小农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时期,“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私有化市场经济”,是一个最有效率的社会结构。中国历史如此,其实西方历史也如此,没比我们好到那儿。而到大工业时期,“民主法治政治+私有制市场经济”才是最有效率的社会结构。西方历史如此,中国也将如此,不会比西方坏到那儿。为什么这样,以后专文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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