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老子《道德经》的历史语境和思想底蕴

——《中国文化冷风景》第三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18 次 更新时间:2011-04-24 14: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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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老子《道德经》的历史语境和思想底蕴

  

   1《道德经》,站到山顶上才能看见的风景

  

   老子的《道德经》问世以来,一直被人视为最难读懂的经典。可以说,有关《道德经》的整个读解历史,乃是一个不断被曲解的过程。有关《道德经》的这种命运,老子本人其实早就在《道德经》里就有所预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最后一句,说得既豪迈又苦涩。从古到今的老子注释、老子研究和老子翻译,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理解老子的学者,却少而又少。到底有多少个译本准确翻译了《道德经》,更是大可存疑。倘若说,老子《道德经》是一片山顶上的风景,那么在众多的老子注家、研究者和翻译家之中,能够抵达山顶者,极为鲜见。

  

   由于是山顶上的风景,因此,老子的学说,一变成学问,就已入了中士闻道。而后人所有关于老子的研究,大都处于若存若亡的状态。其中的原因有许多。比如,老子不像孔子那样四处奔走,寻找机会,始终处于一种默默无闻的状态,生平事迹,难以考据。以致做学问踏实认真如钱穆者,也竟然会一不小心错读了老子的生卒年代。在《先秦诸子系年》一著中,钱穆先生一口咬定,老子是孔子的晚辈。

  

   《道德经》问世之后的流传,也是问题多多。由于年代过于久远,难免出现错简衍文。再加上文字的古奥,让历代学者着实忙乎了二千多年。从当年王弼注老子《道德经》到钱钟书《管锥编》中的《老子王弼注》,学者们在《道德经》字句的注释和解释上,实在是没有少花力气。不管他们的聪明程度如何,也不管他们做学问的态度认真与否,更不必计较他们治学方式上的新旧巧拙,他们的努力当然值得肯定,学问也做得有模有样,遗憾的只是,这些个努力并没有给世人理解《道德经》带来多少进展。

  

   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古代汉语的文字太深奥。中国人选择的象形文字一直有个像不像或者形不形的问题。由此有了诸如文字学,训诂学,考据学,乃至小学,大学,等等的学问。就养活成千上万个学者而言,象形文字无疑功劳卓著。但这些学问本身,对于解释《道德经》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则可能是连老子也说不清楚的。想当年,老子写作《道德经》所使用的,很可能是相当通俗的言语,甚至可能是《红楼梦》作者所说的那种俚语村言。只是,隔了如许年代,再通俗的言语,也会变得深奥无比。就像几千年后的中国人,即便是阅读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官方的中央文件,都会深奥得像是在读天书一样的屈诘赘牙,不知所云。

  

   然而,就算老子的生平尚未完全考证清楚,就算《道德经》在文字上还有许多待解的疑难,也并不妨碍人们对《道德经》文本的阅读和理解。生平也罢,字句上的考证也罢,并没有在根本上造成《道德经》无法解读的障碍。无论就学术的角度,还是就思想文化的角度,有必要澄清的,与其说是生卒年代和文字句读,不如说是其言说的语境和其话语的奥义。

  

   对老子的刻意曲解,始于战国时代的韩非子。可以说,后人之所以读老子总是读得一头雾水,大都起因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由于韩非子之于老子的曲解,使老子的形象始终被遮蔽在了韩非子的阴影里。就连司马迁,也看不清楚老子和韩非子之间,究竟有如何实质性的区别。

  

   司马迁虽然知道:“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他同时又认定“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同上)。因此,他会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不无自以为是地写道:“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理,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的这一列传,无意间把韩非子对老子的曲解,变成了韩非子之于老子在思想上的自然承传。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一个是“虚无”,一个则是“切事情,明是非”。这换成现代学术的术语则是:老子是形而上,韩非子是形而下,彼此相得益彰。司马迁由此将老子和韩非子的关联,在学术话语和思想文化上同时一锤定音,并且一定就是将近二千年。

  

   近代学者章太炎,无论在学问上还是思想上,堪称佼佼者。太炎先生知道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应该选择联邦制――当年叫做联省自治――的道路。针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太炎先生提出过著名的俱分进化说。但一面对老子,章太炎先生却像司马迁那样地陷入了韩非子当年编织的话语圈套。在《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中,太炎先生认定:“道家所以流为法家者,即老子、韩非同传可知之。《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二语是法家之根本,唯韩非能解老喻老,故其成为法家者矣。”

  

   六年前,我把《道德经》翻译成英文并且加以重新解释的时候,曾经在“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语后面,几乎是不加思索地以初级水平的英语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

  

   Fish couldn’t leave deep water, The powerful objects of nation couldn’t be shown to others—I suspect whether this section was written by Lao-Tzu or not, because Lao-Tzu never concerned something like the powerful objects of nation couldn’t be shown to the others, and it is most likely was what Han Fei-Tzu said. I guess it was inserted Tao-Te-Ching with the confusion by some copi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ao-Tzu and Han Fei-Tzu is that Han-Fei-Tzu is a typical schemer so-called “Fa-Jia” in Chinese history, and Lao-Tzu is an innocent dream maker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being. Unfortunately however, according Mr.Lau’s opinion in his notation, he did not c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ao-Tzu and Han-Fei-Tzu, and it seems Lao-Tzu was delivering his intelligence to the rulers in his Tao-Te-Ching as Han-Fei-Tzu did in Han’s works.

  

   这段文字翻译成中文即是:

  

   我怀疑这二句话是否出自老子。因为老子从来不关注诸如国之利器不可示人一类的事情。这二句话很可能是韩非子说的。我认为这二句话是被哪个抄写者混掺其中的。老子和韩非子的区别在于,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那个号称法家的著名阴谋家,而老子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相当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然而,很不幸的是,劳先生(注:即D.C.劳,是《道德经》最为权威的英译者之一)却没有注意到老子和韩非子的这种区别,从而误以为老子像韩非子那样,向统治者如此进言。

  

   我当时写下这段文字时,还没有将老子的《道德经》和商周之交发生的历史变化联系起来,也不知道中国历代的学者们是如何研究老子的,更不知道我一向敬重的章太炎先生也如此论说老子和韩非子。我当时竟然以为仅仅是D.C.劳那样的译家,把老子和韩非子混为一谈。在我看来,“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语,根本不可能是老子说的,而像是出自韩非子之口。这是不需要任何考证的一个天经地义般的事实。且不说这二句话原本出自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文章,即便从《道德经》第三十六章的上下文来看,也是相当突兀的。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与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前文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与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这一段所论述的方式,叫做“微明”,亦即是对非常细微之事作非常细微的洞察。至于这段的结论则是:“柔弱胜刚强”。这个结论后面,应该不会再有什么赘言了。没想到,突然冒出二句:“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二句后语不仅在行文上不搭前言,而且从逻辑上也跟前面的论述毫无关系。尤其是在口气上,突然从一个政治哲人变成了庙堂谋士。可以说,这几乎是一看便知的假冒伪劣之赘言,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身上的那件新衣一样。但偏偏是这件皇帝的新衣,居然在老子身上穿了二千多年。

  

   老子的政治思想,就像他的人文思想一样,既有具体的历史语境,又有十分明确的形而上指向。与韩非子渴望成为帝师相反,老子的《道德经》是对世人一种基督式的告诫。或者说,基督以被钉上十字架的方式说出来的道理,在老子是以一部《道德经》说出来的。韩非子将自己的话语受众锁定在帝王身上,老子却只面对历史,不管是过去的、还是当下的,或者是未来的历史。老子根本不关心任何一个帝王的王位。老子的这种话语方式,与当年箕子对周武王谈论《洪范九畴》,可谓异曲同工。箕子对周武王讲说《洪范九畴》,并非是像韩非子那样在为帝王效劳,而是居高临下地对周武王耳提面命。因为在箕子时代,圣贤不仅独立于帝王的权力,而且在世人、尤其是在帝王的心目中,其地位远远高于帝王。当年帝尧也曾像周武王那样地让许由耳提面命过(详情可参见庄子《逍遥游》中尧和许由的那段对话)。因此,老子的言说姿态和言说方式,是箕子的方式,是许由的方式,而不是韩非子的方式,也不是孔子的方式。从这种说话方式的区别上可以看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语,乃是帝师的口气,也即是说,是朝思暮想地期盼着成为帝师的韩非子的口气,而不是箕子、许由的口气,因而也不是老子的口气。

  

须知,这二句被添加到《道德经》里的赘言,乃是将韩非子和老子联接到一起的关键词语。就好比一根人造的无形锁链,将老子和韩非子连为一体。一如章太炎所说:“此二语是法家之根本。唯韩非能解老喻老,故其成为法家者矣”。孩子般纯真的章太炎,即便在受骗上当之际,也会毫无遮拦地说出他人所不能言之语,道出韩非子正是通过这二句话、把自己装扮成老子哲学传人的真相。假如将这二句话还给韩非子,那么韩非子的所有论述,跟老子的《道德经》就很难联接上了。“道家之所以流为法家者”,并不完全“即老子、韩非同传可知之”,更可以从“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一语的掺入《道德经》而知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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