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梅贻琦的昆明岁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5 次 更新时间:2008-10-27 10: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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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唯 (进入专栏)  

  

  一

  

  时下,不少学校中人及文教官员都喜欢将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一语挂在嘴边,以显示他们亲和“大学精神”的人文情怀,尽管我们的大学校园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而瞩望中的大师却迟迟不肯现身。当年被众多师生视为“寡言君子”的梅贻琦校长竟以其经典名言驻留人间,多少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不过,清华人对于梅校长的崇仰确乎一以贯之,历久不衰,正如一位校友所言:“清华人对梅先生孺慕情深,像听戏的人对梅兰芳一样入迷,我们却是另一种梅迷”。

  当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制为大学时,梅贻琦即在教授会的选举中以47张有效票中获33票而成为该校公选的第一任教务长。清华教授中颇多留美博士,众人却将信任给予一个仅仅获得美国吴士特工学院学士的人,足见梅贻琦历经13年效命清华的教学生涯,其人品得到了同事们的肯定。不过,当年校内学生会“权力膨胀”,不时发生驱逐校长、教授的风潮,梅氏也曾被激进学生内定为拟驱逐的教授之一,其理由据说是“亲美”。好在罗家伦校长到校不久,梅贻琦被派往美国做留学生监督,避开了可能发生的麻烦,也在随后清华大学接连不断地驱罗(家伦)、拒乔(万选)、排吴(南轩)的“大乱时期”置身事外,从而保留了事后平复乱局的“超然”资格。就此而言,梅贻琦颇为幸运。可是即使吴南轩校长被免职以后,清华教授代表提出的继任人选先是周诒春(曾任早期清华校长),后是翁文灏,梅贻琦此时似乎还在人们的考虑之外。直至翁文灏兼职繁重难以专任校长,屡屡请辞,李济、李书华(时为教育部长)等人终于慧眼识珠,推荐并决定由梅贻琦这位与清华渊源深厚却与南京政府并无瓜葛的“民间人士”接任校长一职。走马上任后的梅氏相当低调,一本其处世“尽人事而听天命”的风格,审慎行事。他的就职演说较之罗家伦就职时的放言高论,显然更契合清华园的习惯心理。数年下来,清华不仅稳定住了局面,而且增设工学院,充实师资,声誉鹊起,至抗战前夕已与“最高学府”的北大比肩而立,毫不逊色。曾在清华任教的蒋复璁后来评论梅校长说:“初以为办公事他不大内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长期担任清华文学院长的冯友兰也认为,梅先生自有一套做校长的本领。

  梅贻琦不止一次说过:“清华既拥有别所大学不具备的庚款基金来提供科研设备,又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如果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相对宁静的北平城内执掌清华这样一所“得天独厚”的学府,又适值国民政府“发展实科,裁抑文科”的政策环境,办学成绩出色还比较简单顺遂的话,那么抗战爆发后,北方名校被迫南迁,临时组成联合大学,在西南一隅的昆明强力支撑,尽力维系国家文教“元气”不散,进而做到“弦歌不辍”,有始有终,则又谈何容易?!西南联大的实际主持人应是梅贻琦、蒋梦麟二位,而尤以梅氏出力最多,贡献最大,这是无庸置疑的。从1938年春到达昆明,至1946年9月辞别春城,梅贻琦在此地生活工作了近九年,他坦言这是其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岁月。而梅氏在教育史的突出“看点”,笔者以为也恰在此一时期:联大内部的纠葛与平复、战时“跑警报”及物价飞涨带来的生死困窘、“党化教育”和政府操控与守护大学本质的抗衡周旋、知识界上层的左右分化及其伴之而来的学潮汹涌等等,作为西南联大掌门人的梅贻琦面对纷繁局面苦苦应对的内心感受和种种举措,皆是令人关注的焦点。所幸的是,梅氏留下了有关日记,虽记述年份仅有六年(1941—1946)且若干月份漏记缺失,甚至有些事项可能曾作技术性遮蔽,但仍能从中窥见梅贻琦昆明岁月的方方面面,藉此亦可感知半个世纪前那些学府往事。

  

  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三校之间关系如何,将决定西南联大的命运。就各校师生人数、资金数额、学科配备等实力比重而言,清华居首,北大次之,南开较弱。当年一些清华人就认为,“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看来,这一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反面看来也可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的优势”。(傅任敢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委会,大部分时间是由梅贻琦担任主席,主持日常校务。这并非仅仅是君子之间的谦让或梅氏年龄最轻理应多负责任,而是一种实至名归的自然结果,质言之,管理操作更便于收到实效。南开校长张伯苓常驻重庆,参与国民参政会事务,兼理南渝中学,大学事宜委诸秘书长黄钰生教授代理,黄乃清华毕业。梅贻琦则是南开学校首批学生,对伯苓师执弟子礼,而张伯苓、张彭春昆仲又曾先后出任过清华学校教务长,两校之间有着“通家之好”的渊源关系。故而在昆明南开方面始终平静如水。北大则不然,校长蒋梦麟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当时均在梅贻琦之上,虽然蒋校长秉持“对联大事务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态,刻意维系大局,但涉及北大自身利益也不可能全然不顾。问题在于,业已习惯以“最高学府”自居的北大教授群体对联大体制下的“边缘化处境”,显然难以安之若素。蒙自分校时期,北大师生即有“独立”吁求;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昆明告急,政府谕令联大迁移入川,在走留之间的争执中再度响起“分校”之声。可知联大体制最初并不牢固。

  北大的“离心”倾向并非仅是出于传统的“自尊”,而是与诸多实际利益相钩连,譬如财政经费问题。据梅贻琦日记载述:1941年3月下旬,清华校务会议“决定让售北大美金三千元”。透露出北大财政吃紧的讯息。仅仅过了两天,蒋梦麟与梅氏之间就有如下的谈话:“蒋谈及研究问题,谓宜由三校分头推进。余表示赞同。余并言最好请教部不再以联大勉强拉在一起,分开之后可请政府多予北大、南开以研究补助,清华可自行筹措,如此则分办合作更易进展矣”。看来,两位校长对于联合办学也并不“执着”。随后,梅贻琦接到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一樵)的电报,“谓八十万美金联大可分得三万八千元,同仁闻者大哗,……共商一代电稿,再试一争,恐或无结果耳”。联大三校在教育部经费分配中所占份额比预期的要少许多,教师们难免心有不甘要奋力再争了,可是梅校长心理清楚,回旋余地不大。而这更加重了联大的危机感,梅氏的心情此刻决不轻松。一个星期之后,他约请叶企孙、陈岱孙、吴有训、马约翰等清华元老及高层便饭,商谈“关于联大与三校关系将来可能之演变问题”。作未雨绸缪之想。其后,梅贻琦又赴玉龙堆3号访晤南开教授王赣愚、杨石先、陈序经等人,或许也是通报有关的情况亦未可知。昆明西南联大上空笼罩着一片乌云。

  事态发展更有急转直下之势。4月中旬,清华秘书长潘光旦自重庆归来见梅贻琦,“以蒋(梦麟)校长留与向教育部商量经费问题所提‘办法’见示”,梅氏“阅之极为不安,不知应如何对付也”。翌日晚,即“作长信与顾一樵,论蒋所提‘办法’中困难之点,信中不免牢骚语,实亦心中甚感郁闷,不觉溢于言表耳”。蒋梦麟此前曾赴渝向教育部提议由清华拨款八十万补助西南联大,并请求北大预算独立划拨。顾毓琇原本清华工学院院长,现居教育部要津,梅贻琦向其“恳切陈词”,自然也就直言无隐。蒋梦麟此举盖属事出无奈,而清华方面动用基金更是颇感棘手。上一年(1940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就曾提议: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清华大学各借美金一百万,“以挽救全国教育危机”,遭到清华教授会的“绝对坚决反对”。此次北大“旧事重提”,清华方面的压力和反弹可想而知。数日后,梅贻琦再次召集清华校务会议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二原则:1、倘北大同人果愿另起炉灶,则可三校预算分开,清华对于联大负其全责;2、倘只令清华向联大拨出应摊之八十万,则联大所多出之八十万为补助各校研究费者,清华应分得其比例应得之数”。会议还商定由文、理学院院长冯友兰、吴有训访晤代理北大校务的周炳琳(时蒋梦麟到访香港),探明北大意向后再作决定。教育部很快提出了折衷方案:拟由清华借款五十万补助联大用作研究费,三校按比例分配支用。梅贻琦倾向于接受了这个方案,但必须做通清华教授会方面的工作,延至5月上旬,召开清华教授会,与会者四十余人,发言者十多人,“最后未有决议,但多数似愿接受余之建议,惟对于蒋(梦麟)公之做法多感愤慨耳”。当晚续开评议会,“关于补助联大研究费事决定四原则:1、办法商妥后先由校提议再请部核准;2、尽校款能自拨为限,不另借款;3、出五十万分两年内拨付;4、三校依原预算比例领用”。事态峰回路转,似乎接近于解决。

  其间,蒋梦麟自渝、港返昆后,与梅贻琦曾作一夕长谈,彼此沟通,求得相互体谅。5月中旬,梅贻琦“至联大办公处与郑毅生(即郑天挺,北大秘书长,时任联大总务长)谈二事:1、告以清华拟补五十万事,因恐昨日与蒋君略谈者或未明了。郑谓北大明日将有校务会议,再行计议,大家之意拟不接受,而专注意于预算之确定;2、告以余愿蒋君继任主席至少一年,盖吾二人原无所谓,但校中人众,如此似较好耳”。梅贻琦希望与蒋梦麟轮流担任联大常委会主席,其寻求平衡息事宁人的用意十分明显。不过,北大方面的主要诉求在预算独立,补助款项似尚在其次。所以两天后蒋向梅通报了北大校务会议结果,梅与清华同人商定:对于北大方面 “仍以预算独立为向教育部交涉目标,清华深表同情并望其成功。至于清华所拟拨补联大五十万之办法,则须视将来演变如何则酌为办理耳”。对策方略既定,梅贻琦随即飞赴重庆,于5月19日见教育部长陈立夫,梅氏日记详细记录了此次谈话要点:

  “关于研究费问题,陈问是否与蒋(梦麟)已商妥数目等点。余谓初已商有办法,后北大方面仍主成立独立预算,蒋谓日内将有信与部长详陈。陈问:是指研究费抑指整个预算?余答:是指每校整个预算;大约北大同仁意见欲有独立预算,然后由各校预算拨提一部作联大经费,而以其余作各校自办事业费。陈摇首,谓:如此办法未妥,联大已维持三年有余,结果甚好,最好继续至抗战终了,圆满结束,然后各校回北边去。且委员长有主张联合之表示,未必肯令分开(教育合办事业多未成功,西南联大为仅有之佳果),而物质上(指预算)如分开则精神上自将趋于分散,久之必将分裂,反为可惜,故不若在研究工作各校自办为是”。

  抗战之初,国民政府曾设想组成东南、西北、西南三个联合大学,以拯救沦陷区高校,维持战时高等教育,既有联合办学的实际考量,亦有共赴国难的象征涵义。不过,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惟有西南联大苦撑三年之久,教育部乃至最高当局当然不会坐视硕果仅存的“教育合办事业”就此解体。除了主管大员明确表态外,相应措施也紧随其后。梅贻琦从高等教育司长吴俊升处获悉,教育部已为西南联大追加预算数十万元,一经核定即通知学校。5月30日,梅氏“午前发致蒋校长电,告预算追加三成”。至此,笼罩在西南联大上空的乌云渐渐散去,三校合作的联大体制开始步入稳定时期。需要注意的是,这其中拨云见日的主导力量并非所谓追求自由价值的知识分子,而是设在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

  

  三

  

  抗战期间教育界流行一个官方口号:“战时须作平时看”,意思是要像和平时期办各类教育一样,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以求长远之计。这显然是针对要将学校特别是大学转入“国防体制”的主张而提出的。虽然各高校都力求办学的“正规化”,但毕竟战争严重波及高等教育,西南联大也不例外。为了尽量收容沦陷区青年,大批程度参差不齐的“特别生”涌入学校;为配合抗战,不少学生尚未学成即投入战地服务;学校教师也往往随流转迁徙而不时流动。学校管理难度大大增加。为此,教育部明显强化了掌控力度,先后实施全国联考、统一和规范高校课程体系、审查教师资质、增设训导长管束学生、备案批复毕业生资格等项“紧缩”举措。像西南联大内有传统有风格的各高校对此均感极不适应,梅贻琦公开请求教育部“在奉行部令中给予我校以参酌旧例之余地”,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变通执行”政府部门的指令。更有甚者,政府当局在思想和组织上也加强了对高校的“统制”,其突出标志,便是国民党的党、团组织开始进入西南联大等校,并硬性要求学院院长以上人员均须加入国民党。此举在中国近代大学史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迹象,它意味着政党势力通过“正当的”政府行为深度介入高等教育领域,有可能形成某种“政教混合”机制,消解和扭曲大学本来的存在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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