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亮 郑绍杰:集体产权下农民的土地观念及形成机制——基于定县米村的个案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9 次 更新时间:2020-06-05 11: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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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亮   郑绍杰  

   【内容提要】 当下农民的土地观念呈现出“语言混乱”的复杂形态,它是平均主义观念与“市场-产权”观念这两套不同话语体系在同一时空场景下相互碰撞与拉扯、发生抵牾和矛盾的结果。“语言混乱”的观念结构有其深刻的制度性根源,平均主义观念来自于集体化时期,并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延续与再生产,“市场-产权”观念则是农地制度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必然结果。现有农地制度既维系着土地集体所有的底线框架,又构建了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制度举措,具有内在张力的底线框架与制度举措在时下交汇并存,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度错位,由此型塑了具有内在张力的土地观念结构。

   【关键词】 集体产权 土地观念 语言混乱 平均主义 “市场-产权”观念

  

   一、问题的提出

   既有关于农地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一种是形式主义视角,认为在现有农地制度安排中,产权具有残缺性,模糊的产权势必导致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农民的土地权利受到侵害,因而主张弱化集体所有权,赋予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乃至完整的地权;①另一种是实体主义视角,认为维系集体的实质性权利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的必然要求,不仅是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公益事业发展、乡村社会治理与农民社会保障的基石,更是保持中国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与“蓄水池”。②尽管二者观点迥然不同,研究模式却是殊途同归,即从特定的学术立场出发,站在制度设计的角度为农地制度改革指出一条新路,而很少关注作为农地制度主体的农民自身持有什么样的土地观念,以及制度与农民心态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

   所谓农民土地观念,是指农民对土地配置的基本认知、判断与评价。实际上,农地制度与农民土地观念二者密不可分,一方面农民对地权制度的认知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型塑并影响着农地制度的改革及其路径,另一方面土地配置的变革又不断塑造乃至推动着农民土地观念的变迁。

   对于农民的土地观念,既有研究大多将重心放诸土地改革与集体化时期,探讨了这一时期农民土地观念的变迁,以及农民观念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和运作机制。有研究者指出,平均主义的土地观在革命前的乡村社会中不占主导地位,它更多的是经由土改时期中国共产党发起的“诉苦”“挖穷根”“斗争大会”等具有强烈阶级形态色彩的社会运动所助推或放大的结果。③“诉苦”是中国革命中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重要机制,它将农民在生活世界中经历和感受的“苦难”归结提升为“阶级的苦难”,进而与国家的框架建立起联系。④在这种机制之下,过去被压制的农民的平均主义借助“阶级剥削”“翻身”等新话语得以浮出水面,不仅支配整个土改过程,甚至在整个集体时代都常驻不衰。⑤徐勇从社会整合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指出党和国家通过“阶级化”“集体化”和“社区化”将高度分散的乡村社会聚合和组织起来,其中阶级化的作用在于,它强化了农民的阶级认同与阶级意识,进而使其成为党在乡村的依靠力量。⑥而依靠阶级整合社会的方式,同时也型塑了农民阶级平等与平均主义的意识。陆益龙从阶级阶层分析视角考察了新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变迁,认为自土改至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阶级划分与平等化制度型构出了社会平等化的阶层结构,集体主义与平均主义是当时的核心价值。⑦吴毅则从制度变迁史的视角审视20世纪农地配置的路径及其演变,并讨论上世纪革命式的剥夺实现了土地配置的绝对平均,以及平均主义心态对当下农地制度带来的影响。⑧

   可见,学界所讨论的平均主义以及农民观念,与阶级成分、革命目标、政权建设有着极强的关联,可以说它们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国家运动⑨与制度塑造的产物。土改与集体化时期的农民土地观念之所以呈现集中性的研究趋势,与土改本身所承载的复杂而又丰富的意涵密切相关。它不仅是20世纪以来中国土地配置的重大转折,更是一场引发社会深刻变迁的社会和政治运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制度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另一次是三权分置制度的建立。总体来看,改革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底线和框架,采取了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扩大农民土地权利的新制度,包括不断延长土地承包期,推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以下简称“生不增死不减”)的“湄潭经验”、三权分置改革、土地确权等。这意味着土地的日益物权化以及农民土地权利的扩大,旨在打破集体化时期低效率状态。在这个关乎亿万农民的农地制度上,不断深化与拓展的制度性变迁势必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也体现在农民土地观念的变革上。本文试图探讨在农地制度日益具有市场属性的安排下,农民的土地观念结构究竟是何种状态,是集体化时期平均主义的延续,还是某种程度上的断裂?抑或是增加了某些新的变量?这种观念结构是如何产生的?它又将怎样影响农地制度改革以及乡村社会状况?

   本文所使用的访谈资料、案例与观察来自于笔者的实地调查。自2003年以来,笔者所在学术团队先后两次启动定县追踪调查。⑩作为两次追踪调查的核心成员,笔者长期在定县开展田野调查,并就农村人地矛盾与土地问题进行过长时间驻村调查,对村民、村干部、乡镇干部以及该县农业局干部进行了深度访谈,收集了大量一手材料。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该县一个典型村庄米村11的实地调查。

  

   二、平均主义:传统的延续与再生产

   如前所述,平均主义的土地观念主导着集体化时期农民的行动。然而,这一观念并未随着集体经营体制的废除而消失,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指,“过去的社会关系及其残余,不管是物质的、意识形态的还是其他的,都会对现今的社会关系产生约束”12,米村农民对于土地的认知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平均主义传统。

   (一)农地制度的实践概况

   定县是河北省一个典型农业县,在学术史上因晏阳初、李景汉等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试验和农村社会调查而闻名。米村是华北平原上典型的农业村落,目前有1260户、5260人,人均耕地面积1.47亩。自1999年“二轮承包”以来,该村严格执行“生不增死不减”的政策,土地再未发生过变动,新出生的村庄成员、从外村嫁入的妇女等新增人口不再获得土地,因去世、出嫁、上学、进城等离开本村的人口依然保留土地。这打破了原有土地均衡的格局,出现了有些家庭人多地少,有些家庭人少地多的土地不均现象,引发了农民在观念和利益上的冲突,其结果在村民看来就是,人多地少户“吃了亏”,人少地多户“捡了便宜”。而且,随着农业税的减免,以及农业补贴、土地流转、征地补偿等现实或潜在收益的存在,农村土地附加值大大增加,土地调整的呼声在村庄愈发强烈。

   (二)困惑与不满

   以“生不增死不减”为内核的地权制度的实施,让农民产生了较为普遍的困惑和不满。他们认为去世的人的土地还在,新生的小孩反倒没地,那岂不是“死人吃活人的饭”?我们可以从访谈对象的话语表达当中感觉到他们的这种心态:

   死的不吃的还占了地,有些只有两三口人但有好几个人的地,有些五六个人的地但只有两个人吃饭。我们家比起来,只有四个人的地,九个人吃饭,比起来,我们经济就差。13

   尤其是想到外边打工又出不去的,如果没有地,会承包外边的地,或者去外面打工,因为要生存吧。承包别人土地,也没有补贴,感觉不公平。14

   在米村人看来,去世的人就不应该再占用活人的土地,这种行为被认为是抢别人的饭吃,是不道德的。然而,“生不增死不减”是国家的政策,不可违背。这也让一些村民难以理解,在他们眼中,明明是“不合理”的行为,居然能被国家制度所认可。而从村干部的角度来说,他们既是国家政权的“代理人”,又是乡村社会的“当家人”。15一方面,他们贯彻执行国家政策,不予调整土地;另一方面,从他们自身的认知来看,他们与多数村民持有相同的立场。尽管他们严格执行着农地政策,但内心依然愿意土地调整。村干部坦言,“要是土地能分配,即便麻烦,也更看重公平而分地”。

   我觉得这个政策不合理。本身国家政策,是不添不去,但是农村不好办,按理说该去地的就应该去。这个三十年不变太死板了,你死了就应该去了,但是它不去。

   如果机动地可以再分,要再分下去,但也不能光分不去。你不去地怎么添呢。分了地也得去地,光添不去,你必须得添添去去。我要的是平衡,该给谁地给谁地,这叫人均分配,在过去那会儿(指集体化时期——笔者注),这叫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活做。16

   从“人均分配”“人人有饭吃”等带有集体化色彩的说辞,依稀可以看到往日“革命的理想主义”。人们对过往历史的怀念,对曾经的平均主义土地占有方式的念念不忘,以至于这些既有观念对当下农村的土地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调研中,一则案例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更是能说明村庄整体范围内对于土地均分的渴望。

   案例1:分地——村庄选举的筹码。

   米村至今有一部分机动地,由于土地格局不再变动,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则将希望寄托在了这些机动地上,强烈要求村集体将机动地分给农民。但长期以来,村集体认为“生不增死不减”的国家政策不允许土地发生变动,因此一直不予分地。随着土地占有严重不均这一矛盾逐渐爆发,村民要求分地的呼声愈演愈烈。因此,在2013年村委会换届选举时,有竞选人(也担任过村主任)参与村主任的竞选,其竞选的口号或主张是,若村民们投票给他使其当选,那么他将推动村庄内土地的变革,上任之后会将集体机动地分给无地的农民。17

   村庄选举是村庄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是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集中表现,将分配土地一事在选举当中作为获胜的筹码而摆上台面,可见村庄是多么渴望土地的平均分配。

   出于对现有土地分配方式的不满,部分认为家里人多地少而“吃了亏”的农民开始在行动上挑战村委会,如有些农民以缺少土地影响其生存为由向村集体索要土地。实际上,当地农民已经从土地的束缚当中挣脱出来而走向兼业化18,土地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并不构成生存的威胁。对于他们来说,这更多的是一种策略,以处于社会底层生存权受到威胁为话语来实现对现有制度的反叛。又如,村委会将机动地承包给了村民,近些年来却频繁出现农民以少地为由拒接缴纳承包费,而村委会不得不诉诸法院的案例。19在这些村民看来,他们拒缴承包费有充足的理由,那就是其新增家庭成员没有分到地,这是极不公平的,村集体欠了他们的地。以上因土地占有不均而引发的普遍不满情绪和种种尖锐对立,已构成对村庄秩序的威胁,一段时间甚至使村庄陷入了困境。可见,平均主义土地观在米村人心目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

   (三)平均主义土地观念的形成机制

   虽然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素有“均田地”的理想,但平均主义的土地观在革命前的乡村社会中不可能普遍实现,也就不可能具有现实基础。在土地革命过程中,这种被压制的观念借助“阶级剥削”“翻身”等新话语浮出水面,不仅支配整个土改过程,在整个集体化时代都常驻不衰。20在集体化时期,平均主义土地观的制度实现形式为人民公社制度,具体组织形态为土地集体所有、公社统一经营、村民集体劳动、成果平均分配。应该说,这种土地制度在特定历史阶段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那就是“大锅饭”所带来的低效率问题。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特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正是为了克服这一弊端。

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只是从过去的土地制度中分离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是说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农民的平均主义土地观是滞后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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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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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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