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辉 李菲菲:原逻辑与物的能动性:以《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为例的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 次 更新时间:2020-06-05 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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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辉   李菲菲  

   【摘要】埃文思-普里查德以赞德人的田野材料详细诠释了列维-布留尔的原逻辑思想,并以此提出了解释人类学最为重要的学术使命之一即在完全不同的逻辑思维的前提下,如何实现不同社会与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本文综合分析了埃文斯-普里查德对原逻辑概念的运用,并进一步指出赞德人的原逻辑思维如何处理命题与事件之间的关联,物如何成为原逻辑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及原逻辑与伦理、道德和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基于转喻和隐喻的语言学的思维研究,与基于原逻辑的社会学的思维研究构成了人类学对思维研究的两个基本维度,如何更好地处理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仍旧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原逻辑;物的能动性;思维;道德

   【作者简介】张亚辉,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菲菲,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

   埃文思-普里查德对赞德人的巫术物质、本吉与魔药的描述可能是人类学民族志中对会说话、有能动性的物的最详尽记录之一。与莫斯对会说话的礼物相比,如北美洲夸富宴的铜器或者海达人的礼物,赞德人的这些物件既没有那么明确的政治意涵,也不会在交换中带来基于契约的联盟关系,反倒是用于侦测与对抗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不幸,有时甚至琐碎到近乎无聊。但埃文思-普里查德就是要通过对这三种物的研究来说明人类学的一个经典问题:土著如何思考。这个问题从苏格兰启蒙运动开始,就不断困扰着一代一代的学者,到了20世纪初期,在英国的弗雷泽、泰勒、斯宾塞等人基于个体心理学的理论与涂尔干、列维-布留尔及莫斯的基于社会整体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埃文思-普里查德更多借鉴了后者的视角而开创的解释人类学、列维-施特劳斯对心智结构二元性的讨论、杜梅齐尔对印欧人意识形态的研究以及特纳等人在非洲对象征符号的分析,莫不是在上述英法对张的格局下对思维何以可能这一根本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详细分析英法两个人类学传统的思维研究的差异不是本文能够做到的,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解析埃文思-普里查德的赞德人民族志来呈现物与思维之关系的一个侧面。

  

   一、互渗与物

   与哲学通过概念性地界定思维的种种层面和边界不同,人类学的思维问题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抽象问题,而是在政治、宗教、经济、社会组织等一系列社会维度的关系中来观察人的思维状况。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区分人的精神结构中“表现性的”部分与“工具性的”部分,并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人类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埃文思-普里查德基于对列维-布留尔的理解,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列维-布留尔以其对集体表象和原始思维的研究而著名,他的研究直接批判了英国人类学家试图通过个体心理学来理解原始心智的做法。在他看来,“个体思维派生于社会的集体表象,而这对他来说乃是义不容辞之事。这些表象是制度的功能。因此,特定类型的表象、因而特定的思维方式,都属于特定的社会结构类型”,因此,只有文明人才能够突破社会对思维的限制而发展出逻辑的反思能力,而那些仍旧在思维受限于社会的人,“对象与存在物都包含在一个神秘互渗和排他的网络中,正是这些构成了其结构与秩序”。对于原始人来说,社会不只是一个组织化的集体生活的实体,同时还提供了一整套的思维框架用于限制和指导个体的生活,“如果某人对因果关系的了解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势必就无法在它们所组织的这个复杂的社会中生存”。所以个体完全没有机会按照希腊人所设想的那样过一种反思性的生活,他们的思维是在一个被社会给定的表象系统中展开的,尽管不是科学的,但依旧是融贯的和理性的。不同社会之中的个体的差异完全是由社会本身造成的,而不是由个体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所谓原逻辑,就是社会决定的逻辑形态,而不是个体的理性决定的。在这个层面上,埃文思-普里查德认为列维-布留尔的理论与涂尔干非常相似,但细作比较会发现,涂尔干更多强调社会道德的和规范的一面,包括《原始分类》也是在强调社会规范如何作为分类思想的基础,而列维-布留尔则更关心认识论与习俗之间的关联性,在道德问题上远没有那么执着,而是更加注重对“矛盾”的理解。

   埃文思—普里查德将原逻辑等同于帕累托提出的“残余物”概念,残余物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非逻辑—实验性的,与逻辑—实验性的思维有着明显的区别:“逻辑性的思想依赖于事实,而不是事实依赖于它;相反,非逻辑性的思想则是被先验地接受的,并且支配着经验。而且,如果它与经验发生冲突,便会召唤证据以便重建二者的一致性”。在艺术、科学与经济之外的大部分社会领域,都是由非逻辑—实验性的思维所主导的。残余物无法被直接认知,只能通过对行为和言论的观察来进行归纳,埃文思-普里查德将其称作“情操”,并假设这是一种经久不变的抽象物。帕累托用宴会来说明何为残余物,一个社会可能为了纪念死者举行宴会,也可能为了诸神、为了圣人或者其他任何理由而举行宴会,但不论如何,举行宴会都是必需的,这就是残余物,而举行宴会的具体理由就被称作衍生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残余物其实指的就是恒久不变的社会性质,比如典型的就是印欧社会的节奏性。“社会形式基本上保持着老样子,只是它们在其中得到表现的文化习惯用语在变化着……‘派生物变动不居,而残余物经久不变’……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非逻辑的。神学、形而上学、社会主义、议会、民主、普选权、共和、进步等等,与原始人所信仰的任何东西都一样是非常非理性的”。埃文思-普里查德一直非常遗憾列维-布留尔没有正面肯定文明人和现代人也具有原逻辑思维,但实际上,早在1903年出版的《风俗科学与伦理学》中就已经指出:“人们反之是疑问到,自己的伦理良知还保存着野蛮社会的遗留,野蛮社会似乎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离我们很近。人们又疑问到,自己是否不知不觉地遵守若干集体的表现与感情,其起源与意义已经不可追寻”。情操活动与实验性活动的并存,或者说原逻辑思维与思维的并存,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莫斯在研究巫术的时候指出,“每件事情的发生都好像它是四维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指马纳)内在于巫术当中,就像欧几里得定理内在于我们的空间概念一样”,莫斯将人的思维看作是一个四维空间结构,情操活动即马纳流动的空间占有一维,而实验性思维占有欧几里德空间。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和意识的区分也差不多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需要注意的是,列维-布留尔对互渗的描述是“这些关系全部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包含着那个作为集体表象之一部分的人和物之间的‘互渗’……我们把这个为‘原始’思维所特有的支配这些表象的关联和前关联的原则叫做‘互渗律’……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这当然是对笛卡尔式的主客二分法的不满,但却并不意味着一种人与物不分的状态,毋宁说,这个定义意味着,社会会同时借助人与物来建构自身,物即是任何社会之集体表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工具性思维与物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而表现性思维似乎更多是一个内在于精神世界的固有框架,它与物更加常见的关联性或者体现在思维和精神外化为物,或者体现为将物转变成词作为思维的工具来使用,不论如何,表现性思维都被看作是一套符号系统,物在这一思维过程中终究不过是工具性的和偶然性的。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列维—布留尔赋予物以积极的能动性,这个能动性不是靠人的意识和思维的投射形成,而是因为物在集体表象中所占据的位置才获得必然性的。列维-布留尔说:“我们不能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中发现任何东西是死的、静止的、无生命的。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所有的存在物和所有的客体,甚至非生物,无机物,甚至人的手制作的东西,都被原始人想象成能够完成最多种多样行动并能受到这些行动的影响”。但这不能被等同于万物有灵论,因为集体表象还会对物进行分类,且内在于物的并不一定就是“意志”或者“灵魂”,“如果一定要用什么术语来表达它,那么,最好是用‘物力说’这个术语来代替‘万物有灵论’”。而且越是摆脱了万物有灵论,人们越会清晰地意识到“首先对人和物的神秘力量和属性感兴趣的原始人的思维,是以互渗律的形式来想象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它对逻辑思维所不能容忍的矛盾毫不关心”。这里所说的毫不关心,或者是因为集体表象下的人根本无法意识到矛盾的存在,比如通过一种形式逻辑完全无法理解的同一律或者矛盾律来克服逻辑思维中不可逾越的障碍,或者是有某种压抑性的力量,有时甚至表现为政治的力量,使人们无法触及到这个矛盾。不论如何,“物的神秘力量”都是原逻辑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表现性的思维结构中,人和物都在思考。

  

   二、物之思考

   埃文思-普理查德的代表作之一《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是西方人类学以经验研究方法来分析原逻辑思维结构的最重要的作品。在1920年代,赞德人分布在英属埃及、法国和比利时三个欧洲政府的管辖区内。像非洲众多的王权社会一样,赞德人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国家制度,甚至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封建制度,部落和氏族原则在赞德人的生活中的地位已经十分模糊。埃文思-普理查德是在塞利格曼教授的协助下,受英属苏丹政府的资助进入赞德人地区从事田野调查的,田野时间是1926年到1930年,作者在赞德地区一共居住了大概20个月。由于德高望重的赞德国王格布德威1905年被政府军杀害,此后的25年左右的时间里,英国殖民政府的政治制度不断渗透到赞德人原有的制度中,造成了赞德文化非常明显的变化,而埃文思-普理查德所研究的就是这个阶段,他并不追求描述一种“原滋原味”的赞德文化,更多关注的是赞德人的思维在不同政治制度中的呈现和运作方式。

   作为解释人类学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埃文思-普里查德对他之前给出的进化论的、心理学的、功能论的文化与宗教解释系统都十分不满。在他看来,唯一能够真正意义上构成有效解释路径的,是对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原逻辑”的科学研究。对原逻辑的理解构成了他的解释人类学的核心内容,这与基于个体心理学的解释学路径完全不同。后来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的对客观化的符号体系及精神气质的关注也很大程度上获益于埃文思-普里查德所开创的经验研究格局。埃文思-普理查德在田野工作上极大受惠于塞利格曼的支持,而在学术思想上,则更多受惠于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研究,实际上,他的研究中核心的议题几乎都是沿着列维-布留尔的思路来确定的,甚至在田野当中找到的几个最精彩和有力的田野个案,在列维-布留尔的研究当中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过。比如,列维-布留尔已经发现,“死亡从来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因为死永远是横死,换句话说,永远是由某人借助巫术仪式而进行的蓄意犯罪的谋杀。由此导致了那些在非洲特别常见的可怕的巫术裁判……把疾病和死亡想象成由神秘影响造成的这种非常普遍的概念,很容易引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死亡乃是敌人的意志所发动的力量所产生的结果”,他甚至也提到利用昆虫占卜来确定凶手的方法。最为重要的是,埃文思-普里查德呈现了赞德人的物是如何思考及行动,并明确将物的思考和行动与赞德人的等级制度和政治关系结合在了一起。

赞德人居住在热带稀树草原,居住区的中央是国王的政府所在地,国王委派自己的弟弟、儿子或者富裕的平民首领来管理其他分支社区,国内的道路以首都为中心呈放射状,所有的司法和政治的终极权威都集中在首都,重大案件都会直接上诉到国王的宫廷。赞德社会区分成贵族和平民两个基本的阶层,也有一些国王的扈从和富裕的平民头领居于两个阶层中间。巫术指控只会针对平民而不会针对贵族。贵族也会受到平民巫术的威胁,但不会被平民的巫术杀死。而且不同的亲王之间是不会互相使用巫术的。赞德人的巫师和巫术概念与很多历史和民族志中的描述很不相同,赞德人认为巫术是一种个人身体中的物质,而且这种物质是父亲遗传给儿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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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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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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