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龙 铁颜颜:“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

——中国疆域话语体系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 次 更新时间:2020-06-05 10: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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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龙   铁颜颜  

   摘要: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新中国的成立为界,划分为4个不同时期。历代王朝的疆域固然是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王朝之外,尤其是边疆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及其所建政权的疆域,也是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称之为“自古以来”并无不妥。《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疆域开始从传统王朝国家“有疆无界”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转变。域外殖民势力东来并构建殖民体系,不仅终止了中国疆域的“自然凝聚”过程,而且已经明晰的疆域也遭到了蚕食鲸吞。当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与邻国签订一系列边界条约才得以最终确立的。

   关键词:中国疆域;有疆无界;有疆有界;话语体系建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史研究”阶段性成果(17ZDA176);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资助项目“政权建构与族群凝聚”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博士生导师;铁颜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驻站研究人员(北京,100101)。

   现代边界是划分一国领土与他国领土或公海的界限,产生于近代,受国际法保护与制约。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乃至世界近现代国家边界观念的初步确立。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缔结,也使中国疆域产生了具有近代国际法意义的国家边界,可谓殊路同归。在此之前,整个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构建起来的“天下”体系,主导着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并不存在国际法意义上的边界。近代以来,来自域外的殖民者,将东亚视为殖民对象,其殖民体系的建立,开始瓦解东亚地区已有的“天下”体系,导致了东亚“天下”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中国疆域从传统王朝“有疆无界”时代向近代“有疆有界”主权国家的转变过程被中断。从这一视角审视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4个时期:(1)从先秦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前“有疆无界”状态下中华大地上各政权疆域的碰撞和重组;(2)开始于《尼布楚条约》的“画界分疆”时期,中国疆域开始有了明晰的边界;(3)始于1840年殖民者对中国疆域的侵吞蚕食时期,中国疆域严重内缩;(4)1949年以来现代国家疆界的“底定”时期,当代中国的疆域基本稳固。

   鉴于目前已有的疆域史论著,尚未有从两种不同性质边界转变的角度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做系统阐述,本文略作尝试,期望有助于中国疆域话语体系的构建。

  

   一、“有疆无界”状态下传统王朝时期各政权的边界

   自先秦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东亚地区的“天下”范围不仅包括二十五史所载传统王朝所辖疆域,还应包括西伯利亚、朝鲜半岛及东南亚、中亚部分地区。尽管中国疆界的形成及中华民族的凝聚过程,不是整个东亚地区所有政权演变与族群凝聚的结果,但在中国传统的疆域话语体系中,以中国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天下”,基本上覆盖了整个东亚地区,即《诗经·小雅·北山》中出现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是生息繁衍在这一区域内众多族群及其所建政权共同推动的。经过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不断凝聚,直至清朝康熙时期,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天下”,基本完成了疆域和人群的“自然凝聚”,为中国疆域由“有疆无界”转变为“有疆有界”奠定了基础。因此,历史上某一时期的中国疆域,既包括了我们习惯所称历代王朝的疆域,也应包括同时存在的边疆族群建立的政权以及各族群活动地区或控制地区。

   “有疆无界”时期,东亚“天下”体系内形成了独特的政权意识与疆域观念,在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大一统”王朝、中原统一王朝、草原游牧行国及实现局部统一的诸多边疆政权,各政权控制的疆域范围常常是变动的,呈现“有疆无界”的状态。与此同时,尽管对峙或并存的各政权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边界,但其不是近代意义的国家边界(border),因为这些王朝或政权之间的边界,连接与分割的两者(夏和夷)或多者(分属夏夷的多个群体)之间,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是共存于“天下”之中的一个整体,共同推动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并最终成为了中国疆域、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因此,将这些边疆地区存在的政权疆域纳入中国疆域叙述范围,视为“自古以来”的组成部分,从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一)先秦至秦汉时期各政权的疆域与边界

   先秦至秦汉时期,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族群,先后建立了夏、商、周3个政权,最迟在西周时期实现了内部的凝聚,并有了以“中国(王幾)”为中心的“天下观”和“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的观念。关于先秦时期各政权的辖区,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尚无法给出精确的判断,只能确认一个大致的范围。但是,最迟在夏、商基础上出现的周朝。开始有了明确的疆域范围记载。《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记其疆域:“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有学者按周所封诸侯国最远位置来定位周朝管辖范围,其东部疆界临海,南面的疆界应在今湖北北部,西面包括今甘肃东南部,北疆界达到今河北北缘地区。不过需要关注的是,周朝的疆域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尽管周人有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观”,但其内部的统治也并非一体化,而是在“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狄戎荒服”服事制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由“王畿(中国)”和诸多诸侯构成的据点式的统治体系。与此同时,与周朝并存于中华大地上的,还有东北、北部的肃慎、貉,西方的戎、狄、羌,南方及西南的越、濮以及巴、蜀等族群或政权。夏商周时期的“中国”,尽管在“王畿”的基础上有了指称周朝疆域乃至中原地区的含义,周朝和同时并存的“夷狄”在分布范围上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但这些族群或政权活动的范围,却是当今中国疆域形成的基础。因此可以认为,先秦时期的中国疆域并非仅仅是指夏商周三朝的控制范围,而是包括了夏商周三朝的疆域和三朝周边各族群生活或政权控制的区域。

   秦汉时期,秦国完成了对六国的统一,实现了中原“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其疆域:“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汉朝在秦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拓展,《汉书·地理志》载:“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郡)[部],置刺史。”以往学界多将汉鼎盛时的辖区范围界定为:东、南至今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东北由秦长城扩至盖马大山(今朝鲜半岛狼林山脉)以北,西北由河套向西扩至西域,到达巴尔喀什湖至克什米尔以西,西南至越南北部及其沿海地区。秦汉的疆域奠定了当今中国疆域的基础,后世史家一般将其认定为“大一统”中国的直接源头,而其凝聚起来的被称为“秦人”“汉人”的族群,甚至有学者将其认定为“无形中造成的中华民族”。但是,除秦汉王朝外,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依然分布着其他众多的族群或政权,东北地区有朝鲜(箕氏朝鲜、卫氏朝鲜)、高句丽、肃慎、夫余、东胡、乌桓、鲜卑等;北部草原及西域则有匈奴、丁灵、月氏、乌孙、西域城郭诸国;西南地区活动的是氐、羌和西南夷;南部则是百越的分布区域等等。这些政权或族群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分布界限,多不见史书记载,唯有东胡“与匈奴中间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但汉朝和一些势力较大的政权,如匈奴、南越、朝鲜等之间是存在明确界限的。如匈奴和西汉之间是以长城为界,即“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不过此界限也并不具备近代以来主权国家“国界”的性质,因为西汉皇帝和匈奴单于当时是以“兄弟”相称,且甘露二年(前52年)随着呼韩邪单于接受汉朝册封,匈奴成为了西汉的藩臣之国,而汉朝与南越、朝鲜的界限,也在汉武帝时期随着这些政权的灭亡而消失在郡县范围内。也就是说,仅仅从汉代的情况来看,分布在中华大地上的这些族群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之间,即便是存在一定的界限,这一界限也和近代以来出现的“国界”具有不同的性质,且是动态的,并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如元鼎六年(前111年)西汉统一南越后,设置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元封二年(前109)灭亡朝鲜,设置乐浪、真番、临屯、玄菟四郡。北部草原地区则是匈奴在战国至秦汉之际崛起,在汉文帝时期实现了对草原地区的“一统”,但随着匈奴向汉朝称臣,匈奴及其附属的区域成为了汉朝疆域的附属部分。但不管是哪种情况,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以上政权或族群的分布区域,都应该被视为是秦汉时期中国疆域的构成部分,即秦汉时期的中国疆域,不仅包括秦汉王朝的疆域,也应该包括秦汉王朝疆域之外边疆族群及其所建政权的疆域。

   (二)三国至隋唐时期各政权的疆域与边界

   三国至隋唐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政权分布再次呈现从分裂到“大一统”发展的态势。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陷入分立的混战格局中,各政权虽然有自己的疆域,但由于相互更替和兼并频繁,疆界也处于频繁的变动之中。三国时期,魏所辖区域以中原为主体,包含关陇及西域地区,南逾淮、汉、渭、洮诸水,与吴、蜀划界而分。蜀汉所辖区域大致东至巫峡与吴划界;西到达今缅甸境内;北部在武都郡北散关与魏划界;南疆达今老挝境内。吴所辖范围大致东至东海;南至南海;西疆沿今川鄂、黔湘、滇桂之大致境界与蜀汉划界;北疆以江、汉两水为界与北魏分治。但是,这种鼎立并存的局面随着司马氏废魏立晋而结束,遗憾的是实现“一统”魏蜀吴三国的西晋,也并没有实现中华大地的“大一统”,不仅高句丽、夫余、沃沮、挹娄、羌、鲜卑、丁零、匈奴、乌孙等依然占据着辽阔的边疆地区,而且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政权于316年灭亡了西晋,史称“永嘉之乱”。随后建立的东晋及其后演变的宋、齐、梁、陈偏安东南一隅,而中华大地的北部则是被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所建立的十六国更替出现,最终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实现了长江以北地区的“一统”。二者虽然隔江而治,但被称为“南北朝”,且都视自己为“中华正统”。各政权之间尽管也存在疆界,但同样不具有近现代国界的性质。

   隋朝的出现结束了中华大地上南北朝之间的对峙,而代隋而立的唐朝则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大一统”。《新唐书·地理一》载:

   然举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开元二十八年户部帐,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应受田一千四百四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

   当今有学者认为,唐朝直接统辖范围大致为:

   东南至海,即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渤海、黄海、南海及所属各岛屿。东北至外兴安岭以北。北部至西北到达贝加尔湖以北、安加拉河及叶尼塞河、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西域至咸海以及阿姆河以西。西至青藏高原东边的长江上游以西。西南达今云南哀牢山以东及驩州南境与林邑(在今越南中部沿海)接壤。

   不可否认的是,有更多疆域史著作将唐朝的疆域视为唐代中国的疆域,且把实现青藏高原局部统一的吐蕃的疆域排除在外,这种做法是否准确值得进一步商榷。

唐朝自称“中国”,因此上述认识也得到了当今持有历代王朝代表中国观点学者的普遍认同。不过值得说明的是,唐朝尽管在辽阔的边疆地区设置了以安北、单于、安东、安西、北庭、安南等六大都护府为主体的羁縻府州管理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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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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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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