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演进逻辑、构建维度与现实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 次 更新时间:2020-06-05 1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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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内容摘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既迎来了自身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机遇,又面临西方话语霸权、西方话语陷阱以及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严峻挑战。中国必须在继承自身国际话语权演进逻辑的基础上,依据不断提升的实力,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从制度性、道义性和科技性三个维度构建国际话语权,积极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努力提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能力,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中国国际话语权;话语体系;国际治理体系;国际传播

   作者简介:李强,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巴黎时代中国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研究”(18BGJ082);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中国‘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对外传播研究”(TJWYZDWT1901-06)

   国际话语权是全球化时代衡量主权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一个国家的主张在国际事务中体现的权重与产生的影响力,反映其维护自身核心价值与发展模式的决心和实现其核心利益与发展诉求的能力。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证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与发展,正是建立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积极向世界贡献中国的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上。

  

   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演进逻辑

   国际话语权以主权国家的综合实力为根本依托,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为根本目标,同时又受到时代背景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制约。就话语权本身而言,话语权力要发挥作用,话语权利是其应然的前提条件,即拥有表达的权利才有可能产生权力的效果。而权力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话语能力的影响,即话语表达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话语的承受者理解和认可,会对权力产生相应的制约作用。从这个意义来看,话语权就成为话语权利、话语权力和话语能力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新中国70年来的国际话语权“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发展历程,就是遵循了“以话语权利谋求话语权力,再到以话语能力强化话语权力”的逻辑演进。根据这一演进逻辑,中国国际话语权发展可以分为自主独立构建话语权、借助西方话语构建话语权和创造性构建话语权三个阶段。

   (一)自主独立构建时期(1949-1978年)

   以美苏争霸为核心的两极对峙格局是这一时期深刻的国际背景。美苏两国不仅在欧洲和远东展开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全面对抗,而且竞相展开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激烈争夺。由于西欧联合自强、日本经济腾飞和东欧国家对发展道路的探索,美苏两大集团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和离心倾向。与此同时,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一方面直接导致殖民体系逐步走向瓦解,另一方面对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万隆会议召开、不结盟运动形成和七十七国集团诞生,成为发展中国家集体登上国际舞台的三大重要标志。到20世纪70年代,美、苏、中、欧、日五大力量中心共存的局面正式形成,冷战趋向缓和,两极格局出现了明显的多极化趋势。

   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塑造安全的周边环境、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为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发起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启动五年计划、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与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民族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苏关系破裂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中国利用复杂的国际矛盾,先后取得了中法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等重大成就。1971年,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支持下,中国经不懈努力终于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从而跻身于五大常任理事国之列。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帝、反霸、反殖”的正义运动,向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国际援助,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较高的威信。

   在上述国际国内背景下,中国开始了“以我为主”的国际话语权自主独立构建的探索与实践。“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政策的提出,成为新中国开始在国际发声和构建国际话语权的标志。在自主独立构建国际话语权阶段,中国的很多政治主张,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方针、“两个拳头打人”战略、“一条线,一大片”构想、“三个世界”理论等,无不带有浓厚的国际道义主义色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对国际格局和自我定位的准确判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国内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和榜样作用。

   (二)借用西方话语构建时期(1979-2008年)

   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多极化趋势的世界格局取代两极格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入深刻调整,是这一时期总的国际背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宣告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化的新时期。国际关系形势趋向缓和与稳定,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局部地区仍处于紧张与动荡之中。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尤其是经济、文化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不断增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民族与宗教冲突、非法移民、传染病流行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涌现,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随着应对全球性问题成为国际议题的核心内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逐渐形成并不断深化。面对这些新变化,大国(集团)关系也面临着深刻的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党的十四大又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对苏东剧变,中国表现出自信的战略定力,制定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冷战后,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参加各类国际组织,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致力于构建安全稳定的周边关系,与相关国家友好解决边界问题。中国重视与大国关系的定位调整,努力与其构建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对发展中国家,中国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和援助,并以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坚持其正义立场、捍卫其利益。

   中国一方面通过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通过融入国际社会积极作为,不断构建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由于西方话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主要是选择性地借用西方话语来构建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注重利用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中的有利规则,表达和捍卫国家利益,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发展机遇。在借用西方话语的同时,中国与西方的话语霸权展开了坚决斗争。面对西方“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唱衰论调和“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的荒唐论调,中国坚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以世界经济最出色的贡献者和世界和平最积极的维护者的成就予以回应。

   (三)创造性构建时期(2008年至今)

   近年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重大挑战。其中既有来自中俄等新兴力量崛起、发达国家支持率大幅下降等因素带来的复杂挑战,也有欧美民粹主义强势崛起、英国脱欧后欧盟前景不明、特朗普大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现象日益严重等因素带来的强烈冲击。全球治理深陷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的泥潭,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化解全球冲突和维护世界稳定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内部权力结构相应进行的调整,都表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有了明显的提升。

   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以后,中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继成功举办奥运会、世博会之后,中国先后主办的APEC峰会、G20峰会、“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上合组织峰会等大型主场外交活动,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同时,中国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引领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并被多次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仅致力于增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更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准确把握国际话语权的实质,探求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有效方式方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意味着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已经进入了创造性构建的新阶段,即以体现中国智慧的新理论、新概念、新表述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以体现中国特色的中国话语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践行“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呼吁“文明交流互鉴”的共处之道,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家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维度

   就权力性质而言,国际话语权既是一种硬权力,即具备使他人“必须听”的强制性权力;又是一种软权力,即具备使他人“愿意听”的感召性权力。从权力来源来看,国际话语权主要源自综合实力和国际道义,其中综合实力通常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国际道义会产生约束作用。依上,本文将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界定为制度性话语权、道义性话语权、科技性话语权三个维度。

   (一)制度性话语权

   一国通过在全球性或地区性的重要组织或国际制度安排中拥有的影响力而获得的话语权就是制度性话语权。国际制度是“持续作用而相互关联的规则集合(正式或非正式的),它们规定行为的角色,限制行动,塑造期望”。根据定义,国际制度既包括国际组织规定和明示的国际协议这样的有形制度,也包括通常具有约束性的习惯做法或共识这样的无形制度。因此,制度性话语权有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力两层含义,前者为后者提供保障并将后者加以强化,从而能够对国际制度进行修订甚至重构。

   由于制度性话语权依托于制度,国家必须从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和制度评估的发展进程中获得这一权力。具体而言,在制度设计阶段获得权力的途径就是领导创设国际制度,将自己的利益偏好融入诸如规则制定、参与资格、投票权重和资费分摊等制度设计的核心要素。其目的类似于结构性权力所描述的“影响他国理念、信誉、繁荣,决定他国行事方向”。在制度运行阶段,国家可以通过模范履约来获得制度内其他国家的认可而获得相应的权力,从而能够在设置议题、出任高层、分担责任等方面发挥作用。在制度评估阶段,国家要想获得权力,需要对制度的合法性、透明度和参与度加以维护,对制度不合理之处进行修订,从而确保制度持续稳定的运行。

中国要构建制度性话语权,首先,必须提升领导创设国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能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技术、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等国际公共产品。近年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不仅引领国际社会达成《巴黎气候协定》,而且设置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培训,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中国必须充分利用现有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引领议题设置,凝聚全球力量,应对全球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在联合国大国、G20峰会、APEC峰会等会议中,中国多次将气候变化列为重要议题,与各国共同寻找应对之策。最后,中国应积极捍卫合理的国际制度与规则原则,保障其能发挥应有的正面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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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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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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