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震:中国西方哲学研究7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9 次 更新时间:2020-06-01 11: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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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震  

   作者简介: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思维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西方哲学。北京 100875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战线》第20199期

   内容提要: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军对垒情况下,新中国最初对西方哲学有某种排斥的态度,除肯定某些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价值之外,主要是批评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面;改革开放后,中国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过程,历史地促进了人们了解西方哲学的热情,尽管总体上我们仍然保持思想上的独立,但对西方仰视的态度也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形态;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上的自信决定了中国已经进入平视对待西方,理性研究西方哲学的新阶段。

   关键词:西方哲学/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学科细化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专项项目(18VXK001)。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学术界目前正在努力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构建,这其中包括当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的思考与构建。“哲学”是个外来词,由日本人用汉字翻译自西方语言。哲学最初来自希腊语 ( 是希腊文的“爱” 和“智慧” 合成的,英文为Philosophy)。作为外来词和参照西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学科,中国哲学的知识体系显然要深深地受西方的影响。既是如此,中国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就离不开对西方哲学的参照系。但是,鉴于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思想文化积累的国家,哲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一、以排斥态度审视西方哲学的阶段(1949-1977)

   1949年之前,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中国已经逐渐了解了西方的哲学体系和思想取向,而且也有许多研究成果出现。最初,是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带来了某些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的西方哲学思想。当时的西方学术研究已经走上了近代科学探索之路,与最初的科学研究关联在一起的思想也对中国的有识之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譬如,400多年前的徐光启,能够以传统士大夫身份,在与传教士交流过程中,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的精华,接受域外比较先进的思想和技术,面向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思考问题,“堪称为抬头看世界的第一人”。在这个时候,中国虽然看似强大,但因为封建统治者的无知,缺乏变革的勇气,导致社会思想落后,科学技术上缺乏理论突破,已经在实际历史进程中表露出落后于欧洲的端倪。只不过作为老大帝国和古老文明的中国,当时仍然可以发出摄入的光辉,因而这个期间的中西思想交流仍然是平等的和相互的。当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播所谓基督教“福音”的时候,也把中国文化优雅、宽容、理智的特性介绍给欧洲,中国成为欧洲某些知识分子“想象”中的“理想他者”,成为欧洲启蒙运动发展的思想动力之一。但后来,在交流之中,西方人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统治者的无知和中国文化停滞不前的状态,孟德斯鸠开始从负面的角度审视中华文化,而黑格尔更是通过其历史哲学的话语进一步把中华文明降低在“永恒起点”的位置上。鸦片战争之后,欧美哲学家及学者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交流已经变得极为不平等了。在欧美人的眼中和话语里,中国已经从原来“优雅”“理智”“宽容”“进取”的文明国度,变成一个“愚昧”“迷信”“狭隘”“保守”的落后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学者面对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武力压力,也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保持自豪的心态了。由于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开始有所改变。但是,因为冷战和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采取敌视态度的原因,中国哲学思想及文化观念在西方学者的眼中和话语体系中并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强势西方文化的压力以及现代学科体系首先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中国在追赶世界发展潮流的时候,必须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这种总体追赶和学习的态势也影响了中西哲学思想交流的基本状态,即中国如饥似渴地了解和吸收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思想,以致到了“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的地步;而西方只是以多样性之中的特殊样例之一来对待中国哲学和文化思想,在西方学术界的眼中,中国的哲学只是作为一个有特点且与自己的体系不同的思想样态而已。

   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面对战乱造成的满目疮痍,新中国首先考虑的重点是修复战争造成的创伤、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尤其面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扼杀社会主义的“冷战”,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及美国等国家对中国禁运造成的安全威胁,中国的政治逻辑显然是对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西方思想文化的怀疑和不信任。特别是在1957年之后,由于匈牙利事件和国内“反右”运动的展开,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这一状态是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站稳脚跟,离不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我们政治上采取“一边倒”的做法,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既然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站在一起,思想文化上就必然受其影响,尤其是在当时中国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还没有经验,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必然历史地向已经有过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苏联学习,而这种学习在当时既是必要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富有成效的。特别是1937年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中第四章第二节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了通俗、简明、系统的阐明,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许多简单化的处理,表现出一定的教条主义倾向),成为新中国对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教育的基本依据。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共产党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在《关于西方哲学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将哲学发展史定义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斗争史,其中唯物主义代表历史进步、唯心主义代表反动落后,辩证法代表先进合理、形而上学代表落后荒谬。这就成为当时中国开展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的圭臬和标准。

   既然哲学史上的两条路线已经划分清楚,那么当时的中国哲学界面临的任务则表现为:一是要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将其视为在历史上起反动落后作用的思想心态;二是要把所有西方哲学理论从实质上定性为反动落后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三是要对反动落后的西方或欧美哲学采取彻底批判和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二元对立和对抗的态度是新生政权对国际政治两大阵营对垒的思想反映,同时也在思想上强化了国际对立的认识。既然将西方哲学归结为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那么我们就应该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立场对其进行批判。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哲学的看法和哲学研究的态度,也必然影响到中国哲学界研究、吸收和借鉴世界范围内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的进程,必然影响到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哲学思想的发展。

   将哲学发展史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军对垒的思维方式与现实政治斗争简单化的做法相互作用,使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都出现了简单化和极端化的趋势。中国出现“左”的错误以至于发生了后来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灾难,可以说,哲学理论的思维方式既是这一社会进程的结果,也是促进这个极端化进程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体上而言,1949年之后,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只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依然作为哲学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另外,法国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之前比较坚定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派别,也因为列宁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推崇而时常被提到。但是,总体上说,这种研究仍然不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本体性研究,而是从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积极作用出发的。

   1949年之后的最初几年,尽管西方哲学研究不属于重点研究和热点研究的领域,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没有完全中断。譬如,195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创办的刊发译文的杂志《学习译丛》,主要任务是发表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其中许多是当时苏联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成果。同时,也发表某些苏联和东欧国家批判西方哲学流派的著作。数量不多的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无论是翻译还是研究和教学,都是从当时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的。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新中国学术研究活动逐步恢复和活跃起来。其中,有关西方哲学研究的专业机构和期刊也得以创办。譬如,1955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之下,成立了以贺麟先生为组长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组,并且创办了《哲学译丛》,这个专业期刊着重发表有关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译文,同时也发表某些有关西方哲学研究和评论的译文。更加重要的是,在广泛征求学术界意见和吸纳研究人员建议的基础上,1963年商务印书馆拟订和公布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1963-1972)》。当时,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角度,把16—19世纪上半叶欧洲国家的学术著作,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的著作定为翻译和出版规划的重点,力争按时保质地译好、出齐。现在回溯看,我们有理由认为,从1956到1966年的10年间是哲学界认认真真、踏踏实实进行西方哲学经典著作翻译的10年,尽管这期间也受到种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在学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原来的规划基本上得以实施。据学者统计,①对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达129种之多,成果显著。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大学哲学专业教学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等单位编写了全国高校统编教材。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组编的《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两本选辑成为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哲学的重要资料来源,为学者开展西方哲学研究、学生和读者了解西方哲学提供了基本的文本资料。

   总而言之,从反思的角度看,在1978年之前我们对西方哲学,尽管也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取得了某些成绩,但总体上显然犯了简单化和绝对化的错误。这主要表现为:一是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简单地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水火不容;二是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社会进步力量简单对应,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与落后和反动势力简单对应,不能理解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思想之间的复杂联系;三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上的哲学简单地对立起来;四是把哲学思想上的差异和对立与社会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简单地联系起来,因而对历史上的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采取了过度否定的态度。这种文化态度与我们政治上“左”的倾向相互促进,显然成为中国在社会主义探索中走了弯路甚至出现“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原因之一。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学者是“非常不满意的”。就如谢地坤指出的,“早在1956年召开的‘贯彻双百方针’会议上,贺麟、陈修斋等已经对此提出批评意见”。②从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切地理解列宁所指出的真理:“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③

从纵向看,我们不能历史主义地看待历史上的西方哲学;横向来看,我们更加无法理性地审视当代西方哲学的思想。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西方哲学不能辩证地历史地加以对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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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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