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的灾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56 次 更新时间:2020-05-27 14: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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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伟  

  

   弗兰克·菲雷迪 著 吴万伟 译

  

  

新冠病毒是对人类的巨大打击,但是它不应该击溃人的精神。

   新冠病毒之所以对人类的巨大打击主要不是因为疾病本身,而是因为我们应对疫情的方式。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新冠病毒对人们的生活和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影响都可能比从前的其他任何公共卫生危机更加深远得多。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都没有觉得有必要关闭学校。针对新冠病毒动用紧急状态等措施在和平时期是前所未有的举动。

   新冠病毒为什么成为空前灾难的理由不是因为导致伤亡的庞大人数。在笔者写此文章的时候,新冠病毒的全球致死总数刚刚超过一万人,感染人数大约在26万人。这些数目当然很大了,但是,如果和某些流感相比,至少到现在为止,这样的伤亡相对来说还不算特别严重。1918年的流感疫情是现代破坏性最大的全球性传染病,导致了大约四千万人死亡。1968年,所谓的香港流感(H3N2病毒)令一百多万人死亡,单单英国就有大约8万人死亡。

   不是,新冠病毒的全球影响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为政府、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应对疫情的方式。从长远视角看待灾难能够帮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当今的疫情危机。回顾1918年,那时没有全球媒体或者社交媒体,无法把每个死亡病例或每个偶然事件都传播给全世界的人观看。在世界很多地方,人们曾经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曾为了生存不得不受到经济和社会斗争的影响。但是和现在不同,政府承受的压力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大,人们总要看见政府在努力做些什么,而不是袖手旁观。在1918年疫情爆发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对此作出回应所遭到的压力非常小。正如著有《大流感: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的故事》的约翰·巴里(John M Barry)指出的那样,“对于疫情的爆发,威尔逊丛来没有发表任何形式的声明。对此,他没有公开讲过一句话。”

   历史教育我们的是,疫情造成的破坏程度和范围并不能解释,人们是如何看待疫情的或者人和社会是如何体验和感受疫情的。体验灾难的方式和它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方式也是社会回应疫情方式的后果。最终来说,社会如何应对像流感疫情这样的灾难决定了灾难的长远遗产将会是什么。

   回顾1932年,在有关灾难意义的最早社会学讨论之一中,洛厄尔·朱利亚·卡尔(Lowell Juilliard Carr)认为“一个社会应对灾难的方式可能是由灾难本身的速度、范围、复杂性和破坏程度决定的,也是由其文化、道德观、领袖决定的。”卡尔承认灾难的性质和破坏性范围在塑造公众对灾难的反应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他坚持认为,这种回应也受到该共同体的意义体系、规范体系、制度体系和领导力的协调和影响。

   卡尔提出的关键要点是灾难是由人类不是由自然定义的。他写到“不是每一场风暴、每一次地震、或者每一场海啸都能成为灾难。”如果没有人员伤亡,或者其他严重的损失,那么就“没有灾难”,卡尔说。这种将灾难与造成的人类性命和经济活动的破坏联系起来这个事情本身就是现代主义想象力塑造的结果。作家迈克尔·坎普森(Michael Kemp)说,在中世纪,“日食和彗星被视为灾难,因为它们被解释为上帝对人类所犯下的罪行感到愤怒的迹象,就像地震和火山爆发一样。”没有人死亡,也没有人受到伤害,但是那时,这些事情还是被当作灾难。人类承受多么强烈的痛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据说传物质世界的重大变化递出的强大信号。

   21世纪的传染病疫情

   一个社会回应像传染病这样严重威胁的方式是通过社会对威胁的感知、存在性安全感、以及赋予不可预料的体验以意义的能力塑造而成的。所有这些回应都受到社会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更广泛文化脚本的影响。

   文化脚本为公民提供了有关很多问题的看法,比如危险的威胁如何产生的以及诸如疫情这样有风险的事与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等。文化脚本影响人们对自身脆弱性的认识以及对自身反弹能力的认识。他们交流人们在面对危险时应该如何感受的法则。当然,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处境和习性特征来解读这些法则的。我们将文化脚本看作一副眼镜是非常有用的,人们就是通过这副眼镜观察和解释病毒疫情这样的灾难的。

   我要指出的是,影响我们对当今新冠病毒的空前反应的文化脚本的若干关键性特征如下:

   从恢复力到脆弱性的转变

   我从拙著《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对当今恐惧的最重要影响是人格的戏剧性重新定义,作为个人意味着什么。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对人格的看法是相互矛盾的。这些不同触及到诸如个人被视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的行动者还是被视为无法实现自主性的人等问题。人格的意义问题也触及到社会期待个人要承受多大痛苦和磨难的问题。我们应该期待个人去冒险吗?还是期待他或者她呆在安全的、无任何风险的空间之内?

   21世纪人们看待个人方式的最重要变化是从恢复力定义个人向脆弱性定义个人的转变。为了说明这种转变,我调查了指导英国在1952/1953年和2000年对于洪水的回应的不同文化脚本。这些不同的回应凸现了灾难本身被社会处理的方式差异,它们取决于看待自我的方式和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更广泛的文化脚本。  

   1952年和1953年极具破坏性的洪涝灾害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到2000年破坏性小得多的洪涝灾害被通过不同的文化框架来看待。在1950年代,文化脚本包含了这样一种期待,社会和个人都有能力应对他们遭遇的灾难。事实上,人们得到鼓励将灾难解读为一种考验,或者需要克服的一种挑战。

   但是,在2000年,洪水被呈现为一种具有独特威胁性的事件,有可能吞没个人的应对能力。我们可以从下面的选段中看出这种强调重点的差异。1953年,《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报道讲女王前往受到洪水影响的地区视察,清晰地表达了官方认可的观点,人们“用大无畏的勇气和胆量”应对洪涝灾难。该报道说女王“对民众在承受巨大痛苦和牺牲,她对人们在度过艰难时刻和困境时的坚韧和英勇行为印象深刻。”(The Times, 4 February 1953)

   与此相反,2000年的报纸常常传递出的信息是洪水灾民遭受到严重的心理伤害。根据《卫报》的一篇报道,“自然灾害的受害者中有20%的人可能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报道说,很多人感到忧郁、孤独 、丧失地方感和地方依恋感或者“灾难过后形成一种强迫性焦虑。”自2000年起,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心理健康的语言框架来描述洪涝灾害和其他磨难体验。

   20世纪50年代,“脆弱的”这个词从来不会被用来描述洪水或者其他任何灾害的受害者。那些遭遇1968年香港发生的致命流感传染病的人也不会被称为“脆弱者”。脆弱性被作为根本性人类特征的创造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此后的40年里,“脆弱性”已经成为被用来指越来越多人的一种理所当然的范畴性概念。

   当今,脆弱性是人格的定义性特征。结果,现在影响日常生活的文化脚本倾向于质疑人们应对危难体验的能力。一旦脆弱性被视为战胜了人类的恢复力,人们应对危难的能力将最终被打了折扣。更重要的是,当今对于脆弱性的推崇能够放大人们的无助感,我们很多人在遭遇紧急情况时都会感受到的那种无助感。

   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

   脆弱性作为人类生存条件的定义性特征的出现催生了一种把日常生活和体验的问题进行心理学分析的新趋势。最近,健康问题层出不穷,花样繁多。越来越多从前被视为正常情况的条件现在被诊断为心理健康出了问题。害羞、焦虑、自尊心不强---所有这些都被重新标记为需要治疗的病态。

   这种将日常生活医疗化的趋势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幼儿领域。从很早时候起,儿童就被鼓励通过心理学的语言解释自己的问题。人们非常不明智地鼓励孩子们将自己视为脆弱的、容易受到伤害的人,需要得到专业人士的支持。我们能够肯定人们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感受不仅是将其当作对生理健康的威胁,而且也当作心理健康的危机。

   被大幅度提高的生存不安全感

   如果不考虑当代文化传播的更加广泛的人类生存信号,想要理解政府回应新冠病毒的方式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几乎在所有时间里,人类遭遇存在危机的观点一直是当今生活的常规组成部分。“人类灭绝”的说法被随意性地用在日常生活对话中。请考虑《卫报》。1988年,灭绝(extinction)这个词在该报上出现了93次。到了2007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207次。去年,这个词出现了1391次,毫无疑问受到了环保组织“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崛起以及它们的观念--人类的生存受到自身的不断威胁的影响。

   被不断放大的社会不安全感的一个令人担忧的症状是,人们对未来表现出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趋势。通常情况是,人们是用必然性的语言讨论疫情的。我们被三番五次地警告说“问题不是是否会出现,而是何时出现”,大灾难必然要降临。他们提到的大灾难往往是1918年的流感疫情,现在它被描述为人类历史上的正常体验,但实际上那是非常罕见的事件。

   相对于流感疫情,最糟糕状况思维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次大飞越。因此从那时起,流感从健康问题转变为对人类生存的全球性威胁。极具破坏性的流感每十年左右就要爆发一次的观念真正开始出现。社会学家罗伯特‧伍思诺(Robert Wuthnow)在1976年3月15日描述了当时的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大卫·马修(David Matthews)给官员们发的一份备忘录,上面写着“有证据表明今年秋天将有一场大的流感传染病。迹象是我们将看到1918年流感病毒的回归,那是最致命的一种流感”。他还补充说,在1918年,五十万美国人死于流感,他预测这次病毒将在“1976年造成一百万美国人的死亡。”当然,这个预言并没有发生。

   自1976年,最糟糕状况思维已经制度化。未来已经变成了一张画布,所谓负责任的评论家们将其耸人听闻的形象和危言耸听的预测投射到上面。有关超级病毒的一篇典型文章这样说,“如果情况不发生改变,到 2050年,步入轨道的超级病毒将杀死一千万人。”最糟糕状况意识形态的话语不仅精确而且栩栩如生。超级病毒“步入轨道”---它们正在越来越逼近终点线,除非受到阻止,否则将因此死掉一千万人。有关超级病毒的这样危言耸听的预测还算克制的,如果和救援组织达拉国际(DARA International)的报告中提出的主张相比。该组织宣称,到2030年,“如果世界不能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话”,将有一亿人死亡。这个数字相对来说还算克制的,如果和另一则预言相比的话,该预言说到2040年,因为水资源枯竭,六亿儿童将“面临死亡、疾病和营养不良。”

有关1918年流感疫情和全球性灭绝之类的危言耸听的报告已经创造了一种文化背景,其中新冠病毒能够被解读为现实生活中的灾难片电影的终结章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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