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歌:中东欧政治转轨30年——对转轨进展的观察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00 次 更新时间:2020-05-13 10: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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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  

   内容提要: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指的是国体上向资本主义、政体上向西方民主政体的转轨。国体转轨随东欧剧变结束而完成,政体转轨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根据不同的评估标准,对政体转轨的进展可作出既大体相似又不尽相同的判断。经济转轨、外交转轨和新独立国家的国家构建与政治转轨同时进行,直接作用于政治转轨进程。经济转轨与政治转轨呈现正相关关系。外交转轨对政治转轨发挥明显的导向和驱动作用。国家构建作为政治转轨的前提条件,影响了转轨进度。实行了40余年的社会主义制度乃至之前更久远的历史沿革则构成了政治转轨的底色,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中东欧;政治转轨;经济转轨;回归欧洲;国家构建;

   作者简介:高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89年,东欧国家发生剧变,走上政治转轨的道路。30年来,政治转轨进展如何?又何以会有如此的进展呢?本文集中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 政治转轨进展如何?

   政治转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欧国家的国体和政体。1989年开始的东欧剧变,通过否定共产党领导,举行自由选举,取消国名中“社会主义”和/或“人民”的字样,及至颁布新宪法或宪法修正案,确立三权分立原则,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完成了国体层面上向资本主义的转轨,同时开始了政体层面上向西方民主政体的转轨。

   相对于国体转轨,政体转轨要复杂得多,耗时也长得多,这增加了评述其进展的难度。鉴于中东欧国家的政体转轨以西方民主政体为蓝本,或可借用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和标准观察中东欧各国的政体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与西方的趋同。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塞缪尔·亨廷顿认同熊彼特的观点,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据此,西方学者用政权“两度易位”标准来判断西方民主政体是否确立,即在转轨阶段的首次选举中赢得政权的政党或团体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失利,把权力让渡给那些选举的赢家,并且后者又和平地把权力让渡给下一次选举的胜利者。以此评估中东欧国家政体转轨的进展,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国家已完成了政权“两度易位”,且完成的时间不尽相同(表1略)。

   不过,就连亨廷顿本人也承认:“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是一种最简单的定义。对某些人来说,民主具有或者应该具有涵盖性广得多的和更富有理想的相关含义。”罗伯特·达尔把现代代议制民主政府的政治制度归结为选举产生的官员,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表达意见的自由,接触多种信息来源,社团的自治和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并将这种制度称作“多元”民主。拉里·戴蒙德则将选举民主与自由民主加以区分,认为选举民主是当代民主的底线定义,自由民主在其之上还应具有多种特征,这些特征恰是“自由之家”在对世界各国的年度自由调查报告中使用的标准,因此,“‘自由之家’对自由度的调查是目前现有的有关自由民主的最好的经验指标。”按照戴蒙德的观点,用“自由之家”年度自由指数观察中东欧国家政体与西方政体的趋同度,可以看出,2006年,中东欧13国中阿尔巴尼亚、黑山、马其顿和波黑为部分自由国家,其他9国都已步入自由国家行列,且除波黑外,其余国家均实现了选举民主(见表2)。此外,经济学人智库的民主指数也反映了中东欧国家政体的状况。据2006年指数,各国的趋同度与“自由之家”的评估大体相似,捷克已建成完全民主政体,阿尔巴尼亚和波黑尚是混合政体,其他10国均为有缺陷的民主政体(表3略)。

   西方国家学者对他们所实行的民主政体的认识并未止步于此。如威亚尔达所说:“许多国家的民主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命题,而是一个连续体,一段旅程,一个正在进行着的过程。”在论述这一过程时,一些学者提出“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概念。胡安·J.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指出:“完成民主转型的绝大多数国家,在民主得到巩固之前,仍然需要完成很多任务,需要创造很多条件,必须培养许多态度和习惯。”亨廷顿则担心:“巩固民主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在一些国家维持民主的条件不够充分的地方出现倒退。”林茨和斯泰潘甚至不排除巩固的民主政体崩溃的可能性参见。基于上述认识,可把中东欧国家向西方民主政体的转轨看作是一个远未完成,或许会倒退乃至崩溃的漫长历程。

   近年来,相对于西方民主政体的转轨目标,中东欧国家的政体转轨大都出现了倒退的迹象。2018年与2006年相比,从“自由之家”年度自由指数看,多数国家的政治权利和/或公民自由评分有所下降,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由自由国家降格为部分自由国家,马其顿不再被认定为选举民主国家(见表2);从经济学人智库民主指数看,除阿尔巴尼亚的评分略有上升外,其余12国均有下降,其中匈牙利、黑山和波黑降幅最大,捷克由完全民主政体降格为有缺陷的民主政体,黑山和马其顿由有缺陷的民主政体降格为混合政体。

   怎样认识中东欧国家向西方民主政体转轨过程中的倒退呢?

   其一,虽然中东欧国家大都出现倒退,但它们没有倒退到“自由之家”年度自由指数评级中的不自由国家或经济学人智库民主指数评级中的威权政体。从这点上看,它们尚未构成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回潮”。

   其二,倒退并非中东欧国家独有,而几乎成了全球的普遍趋势。2018年,“自由之家”年度调查记录了连续13年来整个世界的自由的衰退。经济学人智库也展示了世界平均民主指数的下降,尤以东欧和西欧的下降最为显著(见表4)。西方国家学者承认这种趋势。雅克·鲁尼克和让·齐隆卡指出:“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可能对民主产生有害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民粹主义政治在整个大陆崛起,威权主义倾向在多个国家重新浮出水面。”安德鲁·甘布尔也指出:“1945年后世界民主国家的数量显著增长,但在过去10年的金融危机和财政紧缩中,民主再次开始收缩。”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中东欧国家的政体转轨本就是与西方国家实行的民主政体的趋同,而当中东欧和西欧同时出现倒退时,是不是意味着中东欧与西欧是另一种形式的趋同呢?

   其三,如威亚尔达所认为的,在西方民主的核心原则之外,“根据文化、历史、传统,以及发展程度的不同,在民主的形式、制度和实践上存在着大量的变化”,中东欧国家所谓的倒退可否被看作是改变之前照搬西方民主政体的做法,对更符合本国实际的政体模式的探索呢?进一步说,“一种完全本地化、土生土长的民主模式是否可能?”“大多数国家如何将它们本地的传统和行为方式与外来的模式和压力相融合?”“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仍有可能实行其独特的民主?”认识中东欧国家政体转轨进程中的倒退,威亚尔达之问不能回避。

  

   二 政治转轨何以如此?

   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始于相同的起点——社会主义制度,拥有相同的目标——国体上的资本主义和政体上的西方民主政体。然而,30年间,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尤其是政体转轨进程却不尽相同,不仅进度有快有慢,甚至转轨的目标也不再完全一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就公开宣称要民主,不要自由主义。何以如此?

   如同所有的历史进程一样,中东欧政治转轨也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探知影响政治转轨的全部因素、判断某种或某些因素在某一国转轨或转轨的某一阶段发挥的作用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也超出了一篇论文所能涵盖的容量。但至少应在地区层面上考察和分析影响政治转轨30年历程的两类因素——伴生因素和初始因素。

   (一)伴生因素

   中东欧政治转轨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转轨、从追随苏联到“回归欧洲”的外交转轨以及从联邦国家到新的主权国家的国家构建同时进行,经济转轨、外交转轨和国家构建对政治转轨的影响直接而显著。

   经济转轨与政治转轨呈现正相关关系。如亚当·普沃斯基所说:“新的民主制度的生存,不仅依赖于其制度结构和主要政治势力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制度在经济上的表现。”转轨初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激进式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效率和福利的暂时性衰退。这种转型的另一个后果是大量人口陷入贫困,贫富差距将不断地加剧。”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衰退极易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各党派为推卸责任相互攻击,政局波动和社会动荡时有发生,削弱了民众对西方民主政体的信任和向往,不利于政治转轨的进行。不过,随着经济转轨走出困境,它对政治转轨的不利影响逐渐减弱。毕竟,“一种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它所造成的社会,它所引起的、为它所特有的经济增长,这一切,对于发展和维持民主政治制度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在中东欧,经济转轨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利益结构乃至不同的社会阶层或阶级,并在此基础上组成有固定阶层或阶级支持的政党,推动政治转轨不断深入。然而,“正当21世纪初新自由主义改革似乎在长期的转轨衰退后最终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时,2008年全球经济崩溃又把中东欧国家推回到危机之中”。再次到来的经济衰退引发政局不稳和民众对西方民主政体的不满,中东欧政体转轨的倒退与此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匈牙利,急剧的经济下滑加剧了国内对过度开放的反感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促使其走上非自由民主道路,成为转轨倒退最为严重的中东欧国家。

   外交转轨对政治转轨的作用极为显著。“和平和安全被视为成功的民主巩固的先决条件。在此,政治家和学者都认为美国及其主要机构支柱北约的和平保障作用最为重要,特别是在民主转型初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成为关注的中心。当大陆地缘政治重心东移时,制度重心向西移动。……(北约和欧盟)都把民主作为加入它们的首要条件……在中东欧,起初,北约主要与民主价值观有关,欧盟则主要与市场和法律规范有关。而在现实中,北约的民主化贡献集中在军事机构及其对民选政府的明显从属地位,欧盟则在中东欧入盟前的漫长10年间发展成更广泛和深刻的‘转型力量’,成为该地区主要的来自外部的民主化动力。”的确,中东欧国家入盟的迫切愿望使得欧盟提出的加入条件和成员资格的确定前景对其政治转轨具有明显的导向和驱动效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转轨的进度。也正因如此,“在入盟条约即将签署之时或一旦签署入盟条约,(欧盟的)条件性便失去了影响力。”加之欧盟对成员国的惩戒措施有限,也几乎不可能取消它们的成员资格,中东欧成员国获得了一定的倒退空间。不止于此,近年来,欧盟遭遇多重危机,自身发展陷入困境,吸引力大为下降,“民粹主义和反自由主义浪潮成了跨欧洲乃至跨大西洋的现象”。这多少鼓舞了中东欧的倒退,以致欧尔班在2017年不无自豪地说:“在27年前的中欧,我们相信欧洲是我们的未来,但现在我们认为我们才是欧洲的未来。”

国家构建的影响在中东欧新独立国家政治转轨中十分突出。林茨和斯泰潘对国家构建之于政治转轨的重要性有过这样的论述:“没有现代政治实体(modern polity)可以民主地得到巩固,除非它首先是一个国家。因此,国家不存在,或者国家高度缺乏认同,某一地域上的大量群体和个人试图加入另外的国家,或者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这时会产生根本性的并且常常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南斯拉夫联邦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后建立的一系列主权国家而言,国家构建作为政治转轨的前提条件,直接影响了它们的转轨进度。首先,独立越早的国家,越有可能较早走上政治转轨道路并取得进展。原南斯拉夫地区6国中,斯洛文尼亚最早提出独立要求,政治转轨进度最快;黑山则因为迟迟得不到独立,独立议题占据大部分政治空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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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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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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