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余金平案中的逃逸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5 次 更新时间:2020-05-09 17: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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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  

  

   内容提要:在肯定了余金平具有逃逸情节后,需要进一步追问,余金平的逃逸发生在哪个时点?这个问题不仅会影响自首的认定,而且会影响逃逸的不法程度,进而影响对余金平的量刑。司法机关经常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去推定被告人主观心理事实的内容。这种推定能否成立,一方面取决于作为推定依据的客观事实证据是否足够充分,另一方面还取决于被告人、辩护人能否对推定提出有效的反驳。罪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是有关事实认定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是,不能对该原则做过于泛化的理解,不能将其误解为在事实认定的过程中只要存在疑问,就一律只能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控审双方都将余金平在第一次离开事故现场时有无逃逸故意归结于其在事故发生时是否明确地知道自己撞了人。但实际上,只要论证了余金平在逃离事故现场时(而非事故发生时)认识到自己可能撞了人(而不要求其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撞了人),就足以证明余金平在第一次离开事故现场时有逃逸故意。从余金平案中可以提炼出一条能够快速指导司法实践的判断规则:行为人在知道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但不确定自己是否撞了人或者完全没有考虑自己是否撞了人的情况下,没有下车检查而是直接驾车离开,足以说明其有逃逸故意。

  

  

余金平交通肇事案无疑是近期最受刑事法律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刑事案件。本案的核心争议点是如何理解认罪认罚制度和上诉不加刑原则,以及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检法两家的量刑权之争。这些程序法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刑事法律界的激烈争论。可以预见,这场争论未来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过,除了上述程序法问题外,余金平案在实体法层面也有一些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逃逸问题和自首问题。针对本案中的逃逸与自首问题,刑事法律界已经做了一定的讨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这些讨论似乎还不够充分,有一些误解有待澄清,有一些重要的问题点尚未被挖掘到。因而本文在此聚焦余金平案中的逃逸问题,以期拓宽刑事法律界对余金平案的研究的广度。至于余金平案中的自首问题,笔者将另外撰文加以探讨。

  

   1问题的界定

   逃逸是交通肇事案件中的一种常见情节。我国刑法第133条将逃逸和逃逸致人死亡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构成要件要素。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根据这一规定,逃逸也可以成为交通肇事罪中补足结果不法的基本构成要件要素。通说观点认为,逃逸是指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这也是我国司法解释的立场。但是,也有观点认为,逃逸的本质不在于逃避法律追究,而在于逃避救助被害人的义务。不过,这一争论并不影响对余金平是否逃逸的认定,因而在此不予展开。在本案中,抛开逃逸的情节不论,余金平的行为也足以构成交通肇事罪。因此,讨论余金平是否有逃逸情节,其实是在讨论对其到底是适用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构成要件,还是适用加重构成要件。

   根据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可知,余金平在交通肇事后并未停车,而是直接驾车驶离现场,将车停在地下车库。随后,余金平返回事故现场,确认自己撞死了人,后又进入了一家足疗店,并于四小时后投案。关于余金平有无逃逸情节,一审控审双方和二审控审双方均持肯定立场。不过,在逃逸的时点问题上,控审双方存在一定的分歧。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为,余金平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没有停车而是直接驾车驶离事故现场,即构成逃逸(以下简称为“时点Ⅰ上的逃逸”)。而一审检察院在抗诉时提出,余金平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直接驾车离开的行为不属于逃逸,但是其在回到现场观望后再次离开的行为构成逃逸(以下简称为“时点Ⅱ上的逃逸”)。与控审双方的肯定立场不同,二审辩护人否认余金平有逃逸情节,其理由是余金平在时点Ⅰ上的离开行为不属于逃逸。可是,正如一审检察院所指出的,即便余金平在时点Ⅰ上的离开行为不属于逃逸,其在时点Ⅱ上的离开行为也会构成逃逸。所以,余金平有逃逸情节,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余金平的逃逸发生在哪个时点?

  

   2讨论逃逸时点的意义

   既然确认了余金平存在逃逸情节,为什么还要进一步讨论余金平的逃逸时点呢?控审双方争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何在?毕竟,无论是刑法还是司法解释都没有对逃逸的时点做出规定。而从法理上看,无论哪个时点上的逃逸,都属于加重处罚的情节。值得注意的是,一审检察院是在认为一审判决的量刑(有期徒刑二年)比他们提出的量刑建议(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更重的背景下提起抗诉的。而余金平的逃逸时点为时点Ⅱ而非时点Ⅰ则是其抗诉理由之一。这说明,在一审检察院看来,逃逸时点会影响对余金平的量刑。更为确切地说,与时点Ⅰ上的逃逸相比,时点Ⅱ上的逃逸对余金平的量刑更为有利。不过,由于未能看到一审检察院抗诉书的完整内容,目前尚不清楚一审检察院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而在二审判决书所归纳的一审检察院的抗诉要点中,并没有给这个结论提供任何理由。

   如果余金平确实因为在时点Ⅰ上不知道自己撞了人因而不构成时点Ⅰ上的逃逸,那么其在二审时供述的内容——“案发当时意识恍惚,没有意识到撞了人”——便不属于虚假供述,因而不能以虚假供述为由否认余金平的自首。反之,如果余金平的逃逸时点为时点Ⅰ,那么其后来主动投案的行为便有可能会因为虚假供述的原因而无法成立自首。由此可见,余金平的逃逸时点可能会影响自首的认定,进而影响对余金平的量刑。事实上,正是出于这一点考虑,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余金平的逃逸时点做了详细论证。

   不过需要看到,一审控审双方在余金平成立自首这一点上并无分歧,因而一审检察院不可能从自首认定的角度提出其对一审判决抗诉的理由。那么,排除掉对自首认定的影响后,逃逸时点会不会影响对余金平的量刑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需要看到,在时点Ⅰ上,站在余金平的角度看,被害人是否已经死亡是存在疑问的,换言之,存在救助被害人的可能性。尽管根据二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可知,余金平驾车当场撞死了被害人,但是由于余金平并没有下车检查,他并不清楚被害人是否已经当场死亡。也就是说,从他的视角看来,完全存在被害人没有当场死亡的可能性,因而也就存在救助被害人的可能性。而在时点Ⅱ上,余金平已经确认了被害人的死亡,没有救助被害人的可能性。因此,时点Ⅰ上的逃逸不仅意味着逃避法律责任,而且还意味着逃避救助被害人的义务;而时点Ⅱ上的逃逸则仅仅意味着逃避法律责任。由此可见,在不法的程度上,时点Ⅰ上的逃逸要重于时点Ⅱ上的逃逸,因而后者对余金平的量刑更为有利。遗憾的是,这一点不仅没有引起控审双方的注意,而且也被目前的评论意见所忽视。

  

   3控审双方对余金平逃逸时点的看法

   接下来的问题是,余金平的逃逸时点到底是时点Ⅰ还是时点Ⅱ?上文已析,如果余金平在时点Ⅰ上的离开行为不属于逃逸,那么他在时点Ⅱ上的离开行为也会构成逃逸。因而上述问题就转化为,余金平在时点Ⅰ上的离开行为是否属于逃逸?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一致赞同,逃逸是一种故意情节。因此,行为人成立逃逸,不仅要求其在肇事后离开了事故现场并因此在客观上逃避了法律责任或救助被害人的义务,而且还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对此持故意的心理态度。余金平在时点Ⅰ上的离开行为满足逃逸的客观要件,自不待言。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时点Ⅰ上,余金平是否有逃逸的故意?

   对于这个问题,上诉人、辩护人以及作为抗诉机关的一审检察院均持否定立场。其中,上诉人和辩护人认为,余金平在发生事故时没有意识到自己撞了人,其逃离事故现场时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意图。这种观点旨在从本体论的角度否定余金平在时点Ⅰ上的逃逸故意。一审检察院在抗诉时指出,“本案并无证据证实余金平在事故发生时即知道自己撞了人,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认定其是在将车开回车库看到血迹时才意识到自己撞了人”。这种观点旨在从认识论的角度否定余金平在时点Ⅰ上的逃逸故意。

   与之针锋相对,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为余金平在时点Ⅰ上有逃逸故意。其中,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此展开了详细论证。通过查明案件事实,二审法院认为,在时点Ⅰ上,“余金平始终处于清醒自控的状态,结合被害人的身高、体重及在被车辆撞击后身体腾空,砸在车辆前机器盖及前挡风玻璃上的情况,以及被害人随着车辆的运动在空中连续翻滚并最终落到前方26.2米处的客观事实看,余金平作为视力正常、并未醉酒、熟悉路况且驾龄较长的司机,在路况及照明良好的情况下,被害人近在咫尺,其对于驾车撞人这一事实应是完全明知的。”

   不难发现,二审法院用客观事实证据去推定余金平在时点Ⅰ上有逃逸故意,而一审检察院则以罪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为由主张余金平在时点Ⅰ上没有逃逸故意。因而这个争论涉及到两个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其一,如何看待用客观事实证据去推定主观心理事实的证明方法?其二,如何理解罪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这也是刑事法律界评论余金平案时重点关注的两个问题。另外,尽管在最终的结论上存在严重分歧,但控辩审三方一致同意,余金平在时点Ⅰ上有无逃逸故意,取决于其在事故发生时是否明知自己撞了人。那么,这个论断是否成立呢?这个问题没有引起控审双方和评论意见的注意,但实际上非常重要。下面对这三个问题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余金平在时点Ⅰ上是否有逃逸故意。

  

   4对主观心理事实的推定

   如何证明被告人的主观心理事实,历来都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从经验上看,没有谁会比被告人更清楚自己在行为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被告人在供述其主观心理态度时往往会避重就轻,其供述内容的可信度较低。为此,司法机关不得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去推定被告人主观心理事实的内容。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奈之举。当然,这种推定是一种可推翻的推定。如果被告人或辩护人能够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司法机关的推定不能成立,那么该推定就会被推翻。由此可见,对被告人主观心理事实的推定能否成立,一方面取决于作为推定依据的客观事实证据是否足够充分,另一方面还取决于被告人、辩护人能否对推定提出有效的反驳。由于除了判决书之外,笔者看不到余金平案的其他案卷材料,因而在此无法明确断言二审法院对余金平主观心理事实的推定能否成立。仅从二审判决书所罗列的案件事实来看,应当说,二审法院用以推定余金平明知其撞了人的客观事实证据是较为充分的。

不过,二审法院对余金平主观心理事实的推定并非毫无瑕疵。从尊重司法规律的角度出发,诉讼活动应当按照控—辩—审的顺序展开。但实际上,在余金平案的二审中,至少在余金平事发时是否明知自己撞了人这个问题上,作为抗诉机关的一审检察院承担的更像是辩护者的角色,而二审法院承担的则更像是控诉者的角色。这种角色的错位客观上导致了(二审法院的)控诉发生在(一审检察院的)辩护之后,从而制约了辩护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具体而言,在二审判决宣告之前,一审检察院没有机会提前了解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余金平主观心理事实的推定,当然也就无法对这个推定提出反驳和质疑。从这个角度看,二审法院对余金平主观心理事实的推定确实存在一定的瑕疵。不过,从二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即便一审检察院事先了解二审法院的上述推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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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刑事法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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