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当你直抵命运的深度时,一切语言都将向你敞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54 次 更新时间:2020-03-30 10: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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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炼   韩宗洋   梁振杰  

  

   学人君按:杨炼(1955—),当代诗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1955年出生于瑞士伯尔尼,6岁时回到北京,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写诗,成为《今天》杂志的主要作者之一。1983年,以长诗《诺日朗》轰动大陆诗坛,其后,作品被介绍到海外。1988年被中国内地读者推选为“十大诗人”之一,同年在北京与芒克、多多等创立“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八十年代末期先后赴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瑞士等多国做访问作家、学者,开始了他的世界性写作生涯。杨炼的作品以诗和散文为主,兼及文学与艺术批评。迄今共出版多部中文诗集、散文集、文论集,作品已被译成二十余种外文。杨炼等诗人的写作标志着中国80年代文学黄金年代的开始,杨炼本人曾对海子在诗歌写作中的“史诗”创作方面有深远的影响,而海子之死,则标志着这一时代的结束。我们最后敲定发表这篇访谈的日子(学人Scholar公众号3月26日首发),恰巧也是海子的祭日,冥冥中或有天意。 也以此访谈表达缅怀。

  

   采访人:韩宗洋 梁振杰,以下简称“学人”。

   访谈时间:2019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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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1978年,中国北京的街头,一群瘦削的年轻人,理想十足而野心勃勃,吼出:“用自己的语言书写自己的感觉”。

  

   那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句话划定了诗与非诗的界限,开启了灿烂的八十年代与当代中国瑰丽的诗歌创作。

  

   而那群年轻人中,有一个蓄着长发的魅影,杨——炼!

  

杨炼(左一)与顾城(左二)、北岛(右一)等人合影

1985年于北京,图片来自网络

  

   和很多人一样,我第一次看到杨炼这个名字,是在海子的传记中:“海子在创作初期受朦胧诗人,特别是杨炼的影响。”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两个字会在自己之后的阅读,还有和中外作者的交流中不断出现。随着对他了解的不断加深,我逐渐意识到他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是一个绕不开的人。

  

   从他参与象征着中国语言浴火重生的朦胧诗派与文化潮开始,再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全球的接轨与碰撞中,他在国际间的穿梭,他,以及同期的那批诗人,如现代汉语的发展一般,在一次次的绝境中不断的重生,并且在现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不断地面对着,讨论着新的问题,进行着新的语言实验。

  

   “杨炼”,这短短的,一平一仄的两个音节,如他自己《总集》的序里提到的“小长诗”一样,小小的,有限一人,浓缩进了说不尽的:当代中国诗歌史。

  

   在这篇采访中,我东施效颦,“用自己的兴趣提自己的问题”,选取了自己过去数年的阅读中,和国内外不同的诗人的讨论中,积累的跟杨炼有关的中文诗歌问题:诗人与时代、持续写作的艰难与可能、诗歌的翻译、汉语的现代发展、诗人与研究者的关系,还有一些往事。它是说给自己听的,但这个“自己”,就是每一个具有了自我意识的个人。

  

   我刻意回避了政治问题,以及诗歌外的故事。这样做,当然有对于不合时宜的恐惧。但主要原因,还是我觉得在当下的语境中,一些非此即彼的断言式话语已成为泛滥的重复,过多蕴含褒贬的词意因中性词的缺失,在音调上缺少沉默而不可辨认;满足爱好者好奇心的内容,也因通货膨胀变成了一种渐趋廉价的商品。热心于提供这些音乐与商品的人应该有很多,在这些方面,读者可以从别处读到比我所能提供的,好得多的内容。

  

   我深知这篇短短的采访远远称不上开头所讨论的,“当代中国诗歌史”这一宏大的话题,如果这篇采访能为中国当代诗歌史提供一个小小的注脚,就已超越了我最初的预想。

  

   最后,由衷感谢杨炼接受我的采访,回答我的问题。感谢黎振宇的大力支持,梁振杰对稿件的多次校改与对采访提纲提出的建议,没有你们的帮助,这颗种子是不会发芽结果的。

  

访谈人:韩宗洋 梁振杰



诗人杨炼(摄影:罗桂红)


一、中国文化需要一把“钥匙”

  

   学人:顾彬(按:德国著名汉学家)曾提起你、王家新、翟永明、欧阳江河、唐晓渡、多多等人,说你是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杨炼:我觉得顾彬[1]对我的认识还是很有道理的。广义来说,诗歌是文化最核心的东西,尤其是中国从“文革”到现在的这段历史,社会和思想的变化都是诗歌引领的。从朦胧诗开始到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发展,九十年代后中外诗人的世界性游走,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中国和世界在这样的语境当中,诗歌所起的作用是建立一种有深度的关联,而不是泡沫式的经济意义上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这样古老、自成一体的文化传统,身处一个现代性的时空,想和全球化的世界构成衔接,需要一把“钥匙”,一把能打开不同“门”的“万能钥匙”。而我觉得,诗歌凭它的思想深度和语言的美学深度,能成为这样一把“钥匙”。

  

   我所经历的,从1978年《今天》[2]杂志创刊到现在,这四十年就是整个当代诗歌史。我作为《今天》的第一批主要诗歌作者之一,实际上也代表了这段短暂而丰富的,不断自我深化的诗歌历史。这四十年是中文诗歌艰难地成熟的过程。所以,顾彬把我作为当代诗人中比较重要的案例之一时,点中了一个要害,即我的创作从开始就不愿把诗歌停留在现实的表层,比如跟随政治环境的口号去创作,而是在对历史、文化和语言的反思中,追求一种更深层的东西。所以,回首看我正在出版的《杨炼创作总集:1978-2015》[3],其中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思想和艺术的项目,是不停深化和推进的。作为一个诗人来说,我觉得应该把它看成一个文化案例而不只是文学案例。

  

   学人:你在《杨炼创作总集:1978-2015》出版之后会继续创作吗?

  

   杨炼:首先我得说,这个不叫全集,它只包括这个时间段的作品,而这个时间段之后,历史和时间都会继续,我的创作肯定也会继续。实际上,这套“总集”并不是我18年来真正的总集,因为还有很多作品,比如我的《艳诗》[4]和另外一部诗集,以及相当多的文章也没有收在里面。它只是约略状态的总集。就像刚才说的,我把每一本诗集称为一个思想和艺术的项目,而不是简单地叫一本诗集。一个项目完成以后不能重复,或者没有必要重复,因此,下一个项目必须提出新的问题,有新的,更深刻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这五本已出版的总集,只能意味着它们是一个状态的完成,而我肯定要往前走。

  

二、“后锋”诗人:“深度”是不可替代的东西


   学人:你大概在20世纪初提出一个词叫“后锋”[5],什么是“后锋”?

  

杨炼:这个词是跟着“先锋”来的。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先锋”一度非常流行。我认为,“先锋”这个词先天内含着时间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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