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清平:“枫桥经验”何以长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 次 更新时间:2020-01-24 08:29:39

进入专题: 枫桥经验   典型塑造   政治机会结构  

卜清平  

   【内容提要】 通过典型治理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治理传统。本文以“枫桥经验”为例,从政治机会结构、经验禀赋与政府运作三个维度考察其五十多年发展演变的深层逻辑。研究发现,“枫桥经验”之所以长青,既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和自下而上的地方政府实践上下配合的产物,也是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的经验禀赋和政治机会结构内外互构的结果,加之,中间桥梁机制为经验的复活和翻新提供有效支撑,“枫桥经验”实现了从阶级斗争经验向人民内部矛盾经验的转变,也实现了从社会治安经验、维稳经验向社会治理经验的继替发展,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 枫桥经验,典型塑造,政治机会结构,经验禀赋

  

   一、引言

  

   长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有树典型的传统,在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过程中树立了诸多典型。有些典型红极一时,但随着社会发展很快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有些典型却能穿越不同的历史情境,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如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阶级斗争中的“枫桥经验”,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面旗帜,专注于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历经五十多年,今天仍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产生于同时代的阶级斗争典型“大寨经验”的消逝不同,“枫桥经验”历久弥新。因此,我们不禁要问,“枫桥经验”何以长青?

   以往,很多研究讨论了典型经验的产生与推广,①而较少有人关注典型经验的延续乃至长青不败。就已有的“枫桥经验”研究而言,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从宏观上描绘枫桥经验的历史演变过程;②二是截取“枫桥经验”某些片段分析其对基层治理的影响,③但对“枫桥经验”历史演变的内在机理,即各种结构因素与特定事件之间的互构以及这种互构是如何推动“枫桥经验”的变革关注不够。笔者认为,如果缺乏对“枫桥经验”整个历史变迁内在逻辑的揭示,所得出的关于“枫桥经验”的相关认识可能具有片面性,对典型延续的解释也可能存有缺陷。因此,本文试图从枫桥经验如何形成、如何演变、如何重塑入手揭示其历史变迁的深层逻辑。

   “枫桥经验”的发展历经六个阶段、五种经验(见图1),每一阶段的经验运作都有自身的逻辑。第一阶段,经验的形成既是政治运动背景下政治权威意志的产物,也是地方政府“照方抓药”式运作的结果,同时也与经验属性有关,所对应的是对敌斗争经验。第二阶段,随着政治危机的结束,社会关系的缓慢调整,代表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联合工作组敏锐捕捉高层信息,在上级支持下重塑了“枫桥经验”,即“摘帽”经验。第三阶段,随着国家中心转移,面对“枫桥经验”逐渐淡出国家视野,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积极将“枫桥经验”纳入国家政策,实现了典型的性质从阶级斗争经验向人民内部矛盾化解经验转变。第四、五、六阶段,地方政府的持续推动,中央部委领导的桥梁作用,国家的现实需求等多重因素使得地方经验重新进入国家视野,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同时,典型内涵也随着形势发展不断更新,实现了从治安经验、维稳经验向社会治理经验的转变。“枫桥经验”的历史演变不仅表征着意识形态经验转变为行政理性经验,也彰显了国家治理逻辑从政治逻辑向行政逻辑的转变。

   “枫桥经验”的塑造是国家运动、政治权威、经验本身、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国家形势、中间桥梁等多种因素排列组合的结果。通过对这些因素进行理想类型的划分,“枫桥经验”之所以长青是政治机会结构、政府运作、经验禀赋三者相互交织的结果。具体而言,国家始终有社会动员的需要,社会动员又往往需要树典型予以推动,这为经验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机会空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官员不论是出于忠诚还是绩效考量,往往会根据国家需求不断制造出各类典型供国家进行决策参考,这为经验延续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支持。对于经验禀赋来说,并非所有经验都能成为典型,这首先与典型的自身属性有关,即典型本身的内在属性和精神实质,它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典型的生命力,同时也要求典型本身具有包容和开放的潜质,使之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就“枫桥经验”而言,其基本内涵和外延总是随着国家需要和社会发展而变化,但最为核心的本质从未改变,即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其次,经验的资本是在实践中通过持续性的构建与经营得以增加,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与认可赋予了它强大的合法性资本,经验的推广与实践增加了社会和人们对它的感知,多种因素的形塑使其逐渐演变成一种符号性资本。资本的不断累积和拓展使得经验成为一种传统治理资源,即使后来典型经验遭遇低潮与沉寂,其本身的属性和合法性资本也能为复活和翻新留有余地。

   换句话说,国家动员为典型经验产生提供了机会空间,经验禀赋决定其在政府运作中能否胜出成为典型。在经验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结合国家动员的需求,将国家政策方针注入经验发展中实现经验重塑与创新,通过“走上层路线”满足国家现实需求。对于国家而言,选择一个既具有政治合法性,同时也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的传统典型经验,更能显示国家治理的延续性与有效性,这些因素共同形塑着典型经验的延续与长青。当然,本文所要揭示经验的长青,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低潮和曲折,对于“枫桥经验”这个明星般的典型来说,它也经历了两次低潮,而这恰好从反向证明了其韧性与生命力。

   本文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揭示“枫桥经验”胜出的逻辑;第三部分揭示“枫桥经验”的曲折和重塑背后的逻辑;第四部分揭示“枫桥经验”的在地化及其从阶级斗争经验转化为社会治安经验的逻辑机制;第五、六、七部分揭示“枫桥经验”是如何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被国家吸纳,以及又被国家重塑的;第八部分为总结和反思。

  

   二、起源与形成:政治情势与经验禀赋

  

   作为一个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边远农村,“枫桥经验”被树立为全国典型有其历史渊源与现实背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的开启为“枫桥经验”的诞生提供了机会空间。

   (一)情势、权威与政治运动开启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以下简称 “七千人大会”),大会本意原是通过总结经验和反对分散主义来改变1959年—1961年经济困难的局面。然而,在会议过程中主题发生了改变,触及了由谁来承担“大跃进”的后果和责任,如何评价“三面红旗”等重大问题。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三面旗帜”,他试图通过这“三面旗帜”快速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七千人大会的分歧促使毛泽东在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北戴河会议”)上重新提出阶级斗争。⑤北戴河会议作为一个楔子为重拾阶级斗争打开了缝隙,后续的一系列行动都是深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⑥因此,他要求全党提高警惕,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然而,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继续进行,毛泽东虽在会议上谈论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但处于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调整上,将毛泽东关于开展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许多地方并未开展社教运动,在开展社教运动的地方大多也未带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⑦可以理解的是,政治现实促使毛泽东意识到专门开展社教运动的必要性,在1963年2月11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下简称“二月会议”),他重点讨论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

   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去视察,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⑧1963年5月7日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说道:“我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我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也开了,开了几次了,社会主义教育也搞了,但是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⑨。毛泽东的讲话显然是对地方政府不执行社会主义教育路线及其方法不当表达不满,这也促使毛泽东加快推进社教运动,获得运动的主动权。毛泽东到各地视察、讲话与指示,绕开科层制官僚机构的阻碍和限制,直接将自己的思想传达与贯彻到地方和地方干部,通过将其认可的材料介绍给其他地方政府这种逆向“惩罚”来贯彻和实践自己的社会主义教育理念,同时,在反复的巡视与讲话中不断增强其自七千人大会之后散失的权威,将官僚体制的运行重新导入他期待的轨迹。⑩

   为了更好地推动社教运动开展,毛泽东意识到必须有统一的中央指导性文件。然而,这次文件的起草会议并不在首都北京,而是远离权力中心的浙江杭州。1963年4月8日,毛泽东离京南下考察天津、济南、南京社教运动的开展情况,同时向这些省市介绍保定的典型经验。15日毛泽东抵达杭州,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相继召开了至少15次由中央主要干部、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省市领导参加的工作会议,甚至一天之内,早、中、晚都在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会议期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各中央局书记请教,“这次运动是中央一套,还是允许各省也搞一套?”“大家表示要以中央文件为根据,不要另搞一套”。11直到5月1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该草案,以中共中央文件向全国印发,毛泽东才于27日离开杭州,前往其他省市继续视察,这足以证明毛泽东对这场农村社教运动的重视。毛泽东以个人意志和权威突破按部就班的科层制体制,在短期内将中央的意图和信号传递到各个领域、部门。12虽然《决定》是中央集体反复讨论的产物,但具有极强的个人意志色彩,这也意味着各省市如果按照草案内容执行,总结经验获得毛泽东的认可概率就越高,越有可能成为典型。

   (二)逆向“惩罚”、地方压力与试点运作

   典型在被塑造与选择的过程中充满着模糊性和弹性,同时也充满着偶然性与必然性。典型的产生不完全基于政策文本与高层领导的讲话和批示,而更多地体现在国家和地方具体的互动实践中。“枫桥经验”并不是农村开展社教运动最早的典型经验,但为什么能成为社教运动中最典型的全国性经验呢?这除了与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有关之外,还与浙江省委、省政府以及公安部门的自身定位与相关利益有关。

   实际上,“枫桥经验”的产生是地方政府“照方抓药”的产物,是根据当时政治运动的现实需求创造出来的。毛泽东在视察各省开展社教运动的过程中,对于东北、湖南、河南、保定、邢台等地的运动情况给予了肯定,并将这些省份经验材料下发,让其他被视察省份学习这些先进经验材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不表扬即批评,督促学习外省经验,虽是善意的提醒与敦促,但实际上是一种批评和不满。对地方政府而言,无疑是一种逆向的政治“惩罚”。

早在1963年1月10日,二月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在杭州视察时,专门同浙江省第一省委书记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林乎加等谈话,他说道:“要有计划地训练干部,除了原来的两本书(《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生活》),还要加上阶级斗争这一课。整社主要是整党,把党整好了,树立了骨干核心,才能把社整好”13。然而,在之后的实践中,浙江并没有向中央递交其认可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材料,与此同时,湖南、河北、河南、湖北、山西向中央呈送的报告相继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同和赞许,并对当时社教运动开展一般的天津、山东等省市介绍了这些材料。毛泽东在杭州停留一个多月,召开了一系列农村社教运动的会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枫桥经验   典型塑造   政治机会结构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ngydyz.cn),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ngydyz.cn/data/119911.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
非凡炸金花有作弊器吗 浙江快乐彩开奖结果 青海十一选五 双色球 pk10信誉微信 股票分析师头像 澳洲幸运10微信大 陕西快乐十分 上海时时乐基本走势图 贵州十一选五 罗曼诺夫财富 重庆快乐十分 九鼎配资 3d千禧开机号试机 吉林十一选五遗漏数 北京赛车pk10现场直播 黑龙江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