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云星 高英策:赛博格人类学:信息时代的“控制论有机体”隐喻与智识生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 次 更新时间:2020-01-24 08:26:16

进入专题: 赛博格   控制论   信息社会  

阮云星   高英策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赛博格之概念,为中国文化人类学提起一种虽有关联但不同于互联网人类学等应用研究,主要聚焦信息社会人之主体性重构的范式转换的人类学研究。“赛博格”意译为“控制论有机体”,最早是针对宇航员太空生存问题而提出的技术概念,后经挪用而成为一个本体论隐喻。在原理上,赛博格模糊人机二分边界并引发人之主体性反思的根源来自于控制论,即将人理解为信息收发处理终端或信息网络节点。在呈现上,赛博格多呈现为人与物组装拼接而形成的开放结点及联通网络。赛博格隐喻射程之功直至关涉智识生产的范式转换,本文提起中国语境的全球赛博格人类学议题,试述当代赛博格人类学范式之人机主体性的本体论思考与知识论、方法论探索,以及自觉于此的信息化时代之新范式民族志研究。

   【关键词】 赛博格,控制论,信息社会,范式转换,赛博格人类学

  

   一、导言:信息时代与中国文化人类学

  

   晚近200年来的科学技术发明与应用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生态与文化。当电报机在19世纪中叶横空出世,并宣告现代电信(telecommunication)产业的诞生时,人们也许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将会在人类社会转型的宏大过程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①21世纪初,信息通讯技术的研发换代过程与社会化应用过程在互相刺激的循环迭代中不断发展,其以互联网及相关上下游服务与产品为代表的商业化应用,正在急速地推进人类的社会生活变革。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创历史新高的8.29亿,这一数字是十年前的近三倍,二十年前的约七百倍。②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与家用电脑、智能手机等互联网终端设备在复杂外部因素牵引下的全面普及与不断升级,“互联网 + ”模式对当代社会各方向的全面渗透,正使得中国社会的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一个全球规模的生活方式革命正在不断扩散;一个物理空间与信息空间叠加混合,人类能动与机器能动交互汇聚的后现代新世界正扑面而来。

   新世界的剧烈社会转型带动着智识生产的范式转换,这为中国人类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虽然相较于西方上世纪下半叶起步的后现代学术探索,我国人类学界对这一重大过程的回应整体比较迟缓,但我们还是可以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国内的一些重要的人类学机构已经在此领域开展了具有引领性的探索和讨论。例如,中山大学周大鸣团队晚近明确提出了“互联网人类学”的概念;③迄今为止,团队已组织了四次“互联网人类学研讨会”,并出版了有关会议论文集。④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旭东团队则提起了有关“微信民族志”的思考;⑤其在2016年组织了以此为题的学术会议,相关论文集亦已出版。⑥

   这些学术活动在我国人类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近年以网络民族志作为讨论对象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成果在中文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展现了互联网社会研究主题在国内人类学界的初步发展和扩散之态势。作为一种以线上参与体验为核心的田野工作方法,网络民族志是民族志传统研究技术和方法在信息化社会情境中的调整和运用;它将工作场域从线下搬到线上,通过分析互联网中介下的社群交流来获得对当今文化与社会更深入全面的民族志理解。⑦这种研究方法早在上世纪末便在西方学界初见端倪,而纵览国内学术期刊文献,近几年来,朱洁、卜玉梅、张娜、孙信茹、曹晋、江飞、陈纪、郭建斌等学者亦有专论。⑧就应用网络民族志方法开展的经验研究而言,虽然相关中文论文整体数量有限,但我们仍能在国内学术期刊中看到一些优秀作品。例如,孙信茹与王东林通过研究迷你四驱车的线上趣缘群体,讨论了围绕“物”的集体记忆;⑨王丽和李理讨论了网络主播在直播中经历的性别污名化;⑩刘忠魏通过对微信群的研究提出了“行动与事件/信息之纠缠”的概念,并指出了“界面”的方法论意义;11张媛与文霄等通过研究一个少数民族家族微信群,透视民族认同建构问题;12李明与周梦青通过研究一个日式动漫文化论坛,讨论了群体区隔产生的问题;13而高崇与杨伯溆则讨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线上社会网络14。

   整体而言,各项网络民族志研究主要针对中国信息社会诸多经典理论议题,以基于某种契机或要素结成边界明确的互联网社群为田野调查对象而展开。这些研究反映出我国学术界顺应时代发展的可喜进步。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虽然对丰富、具体而多样的互联网相关社会文化现象所开展的细密探讨有着重要学术价值,但其并非信息社会研究的唯一路径。进而,赛博空间(cyberspace)议题实则处身于一个更大而更具整体性的宏观社会转型过程中:它们根植在一个科技革命日趋深化,个人/社会-科技关系日趋紧密,而传统上似有“先验性”的人之主体性日趋值得怀疑的宏大结构里;也根植在当代世界从工业化走向后工业化,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从人类社会迈向后人类的社会与文化转型之宏大脉络里。如果人类学能够跨学科地吸取“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研究与“文化批评研究”(cultural studies)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跨学科地了解生物科学、医学与计算机科学等理工学科的前沿探索,那么它或可从一开始就站在对人、社会与文化之本质更为关切,对身体、空间与科技之互动更为关注的研究起点上,对信息社会的微观事实展开“新范式”的民族志研究,对其引发的人类学本体论·知识论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参与到对上述大转型的宏大结构与脉络的重要议题的研讨中去。

   正是基于这样的关切,我们与教研同仁近年来以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为平台,展开了一系列科研与教学上的探索,并最终将目光聚焦在“赛博格”(cyborg)这一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似是晦涩难懂却又意涵深厚的后现代学术词汇上。2017年9月,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四届“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讲坛”上,作了以《赛博文化时代的中国人类学:赛博格人类学论纲》为题的报告,于国内人类学界明确提起中国语境中的“赛博格人类学”议题。2018年12月,呼应浙江大学同年9月推出的浙大“脑科学与人工智能会聚研究计划”(简称“双脑计划”)之“文理大交叉”研究,我们正式发起了以“赛博格人类学”为主题的跨学科交叉研究项目。本文仅对当代中国语境的“赛博格人类学”这一学术概念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辨析与讨论,以期抛砖引玉,引发该论题的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下面,我们从“何为赛博格”出发,首先,回溯其从一项航天技术术语到主体性隐喻的意涵转换过程;然后,简述控制论观念,具体分析赛博格隐喻的思想内核及其对人之主体性的反思;最后,简介西方赛博格人类学沿革,讨论中国语境之赛博格人类学的有关特征,以及“新概念”的提起于当代人类学智识生产范式转换方面之意涵。

  

   二、赛博格:从航天科技到主体隐喻

  

   (一)赛博格概念的提出

   赛博格(也被译为电子人、生化人、半机械人等)是一个来源于英文“cybernetic organism”,意译为“控制论有机体”的合成词。这一词汇的创制源于20世纪中叶美国太空探索事业。为了给宇航员的太空生存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克莱因斯(Manfred Clynes)与克莱恩(Nathan Kline)两位科学家在1960年9月的《航天学》(Astronautics)杂志上撰文提出了赛博格的概念。15在这篇名为《赛博格与空间》(Cyborgs and Space)的论文里,两位作者指出,在面对太空旅行的挑战时,比起为宇航员提供类地球生活环境,通过可控装备增强宇航员适应地外环境的能力才是更合乎逻辑的选择。由此,他们定义了赛博格,即一种“作为无自觉的整合性自体平衡系统而实现功能的,外源性扩展与组织化的复合体”。16

   在这个阶段,刚刚诞生的赛博格一词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概念。概言之,它指代的是一种运用控制论原理和生命科学前沿成果制造的自控性的半机器半生物的生命复合体。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赛博格精准但复杂的定义,克莱因斯与克莱恩在论文中提供了一只尾部插有渗透泵的老鼠的照片。渗透泵能够在老鼠“无自觉”的情况下,向其缓慢、可控而持续性注射药剂,而两位作者将这个老鼠-泵的复合体称之为“最早的赛博格之一”17。简单地说,此时的赛博格所指称的,是生物体通过与机器“合而为一”形成的,某些功能得到了强化的生物-机器复合体。正是通过从人向赛博格转化,宇航员可能获得长时间太空旅行的能力。

   在赛博格的定义中,“自体平衡”(homeostatic)和“无自觉”(unconsciously)是两个关键的技术特征。因为一个赛博格必须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才能自动化地(即可根据反馈而自我调节地)运作。宇航员在这样的系统中,方可不用时刻关注自己的维生设备而生存,并得以在太空中“自由地探索、创造、思考、感觉”,专注于宇航科研任务。18也正是因为这两个特征的存在,赛博格所指涉的人-机器复合关系,才有别于从人类文明诞生之初便存在并不断深化的、广泛的人与工具的合作关系——这也防止了赛博格概念外延的过度拓展,即将历史上所有使用工具的人都含混地理解为赛博格。

   赛博格既是一种技术与科幻的畅想,也是一种既有的社会存在。虽然在流行文化中,赛博格似乎总是带有强烈的未来色彩——它是科幻文学与电影中的常客,不免容易让人联想起《机械战警》《攻壳机动队》《银翼杀手》等作品里经典的科幻赛博格形象,即那些半人半机械的著名角色,不过实际上,赛博格式的人体改造早已以各种朴实的形式进入现实生活。早在1995年,格雷(Chris Gray)等已经在生物技术领域看到了这一现象的端倪。他们指出,那些安装了心脏起搏器的老年人,那些装配了肌电手臂的残障人士,乃至于那些通过注射疫苗的方式编辑了自身免疫系统的人,其实都已经是技术意义上的赛博格了。19

   (二)赛博格概念的隐喻化发展

   在诞生之后的25年里,赛博格的概念除了在科幻作品里被人使用之外,并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直到1985年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著名论文《赛博格宣言:科学、技术与二十世纪晚期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发表,这一概念才得以在国际人文社科领域引起反响。20

   在这份后现代女性主义研究中,哈拉维将赛博格界定为“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体”(hybrid)。她指出,在20世纪晚期,通讯科学和现代生物学再造了人类的身体。通过模糊机器与有机体之间的界限,这些技术将每个人都塑造成了赛博格,而赛博格成为了人类的本体论。她认为,在赛博格的世界中,机器与有机体之间的区别,以及类似的那些构建西方意义下“自我”(self)观念的区别消融了。这让女性主义者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人们对性别、种族与阶级的感受,都是父权主义、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体验强加于人们之上的;而人类作为赛博格的新身份,则能够带来这些基础性的分类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并以此带来塑造新的团结的可能。21

在发表后的数十年里,《赛博格宣言》被引用了成千上万次,并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流通,从而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地位。22可以看出,《赛博格宣言》中所指称的“赛博格”,并不完全等同于前文所指的作为技术概念的“赛博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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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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