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本皓:大数据与监视型资本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0 次 更新时间:2020-01-24 08: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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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本皓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监视型资本主义的概念,描述信息时代的资本是如何通过收集个人数据,无视私隐,筛选用户,在不受法律监控的情况下进行帝国式扩展的。进而,本文提出数据的附身性和数码资本错位这两个特征,用以分析技术如何在数据收集和应用上激活数据的私人财产属性,以及资本如何利用价值错位和技术优势去诱使用户参与这一资本增值的进程。数据的附身性揭示了个体如何被卷入大数据时代的生产关系,数码资本错位揭示了资本具体实现监视型资本主义的技术。这两个概念将完善监视型资本主义这一理论体系,进一步展现这个时代隐蔽的不平等状况。

   【关键词】 大数据,监视型资本主义,数据的附身性,数码资本错位

   卡克尔(Cukier, 2011)使用大数据(big data)一词来形容数据全面爆发的时代。他归纳了以往的信息技术发展,认为新工具的发明使得原来不可利用的数据变得可以被挖掘,并预测了大数据时代的繁荣。尽管他同时谈及了信息时代对私隐的侵犯,但总体上对于大数据带来的利益大加推崇。对于大数据,波意欧(Breur, 2016)的解释是它是一些庞大而又复杂的数据集,不适合使用传统的数据软件进行分析,然而其巨大的潜力,又使得对它的开发需求极大。如美国奥巴马政府跟随大数据潮流,白宫在2012年发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White House, 2012),内容涉及大数据领域的2亿美元投资以及6个部门的协作;2014年,中国政府估计国内大数据市场规模约为84亿元(国务院,2015);2017年,中国大数据的核心产值规模被估为234亿元,相关产业规模为4700亿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8)。

   对于技术的飞速发展,学术界一直保持着警惕和批判的态度。马尔库塞是这种思想的早期较有影响者,他认为政治和技术的合谋造成了技术理性霸权,支配的合理性是政治技术社会的本质(马尔库塞,2006:210)。斯迈思(Smythe, 1977)针对电视观众提出“受众商品”的概念,认为“垄断资本主义之下无休闲”。米奇·李(Lee, 2011)继承这一概念,分析谷歌关键词广告(Google AdWords)的运作机制,并认为其沿用了传统媒体营销的同一逻辑。黄铉辰和马太(Hyunjin & Mcallister, 2011)同样通过分析谷歌来解读企业对网站用户的劳动剥削。蒂齐纳(Terranova, 2000)批判互联网自由劳动的虚假状况,揭示免费劳动生产的信息被售卖和剥削的事实。曼泽欧利(Manzerolle, 2010)以“web 2.0”为例,认为互联网公司通过使用自由、个人主义等意识形态来进行市场营销。从技术讨论开始,到电视时代的观察,再到现今的互联网时代被巨头控制的反思,学者们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一直没有停止。

   沿袭这种批判精神,本文将介绍祖波夫(S. Zuboff)提出的关于以大数据的运用为特征的监视型资本主义理论。在她看来,这个新类型的资本主义肆无忌惮地收集个人数据用于分析、转卖、社会筛选,最终实现公司的巨额盈利。企业强调科技对用户的便捷,把商业行为上升到人类的未来发展层面,成就虚伪的意识形态。资本依然是技术时代的主题,不管技术再怎样飞跃,本质上它依然服务于资本。(Zuboff, 2015)然而,大数据不仅在颠覆我们所信赖的技术和制度价值,如互联网的公共性、市场的良性竞争,也在形塑新的领域和价值观。同时,监视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这一概念目前还局限于关注资本主义的整体框架建构,忽视了个体对大数据的日常体验,没法表达从经验到世界观的过渡从而触及资本主义的价值核心。因此,本文将分析民间私隐、广告追踪和网络平台的“杀熟”行为,提出数据的附身性、数码资本错位这两个网络时代的特征,前者强调数据与个人的关系,从大数据的收集及运用来解析数据的私人属性如何在这个系统中被激活,进而说明为何数据无法脱离个体;后者在日常体验上分析资本在这个技术时代所占据的优势,从态度、价值、规则上的错位对这些优势进行阐述。在从整体性层面阐述监视性资本主义的同时,本文也拓展了这一概念在日常体验部分的细节,从微观到宏观层面塑造其深度和广度,使其更具立体性。

  

   一、监视型资本主义

  

   监视型资本主义主要指依托于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互联网进行的商业操作系统。在这个环境中,个人的信息是企业资本的增值核心。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这类本质上依靠广告盈利的公司在网络上监控并挖掘个人所留下的信息,并将其用于独家分析及算法产品,最终通过宣扬广告精准发放用买家竞价的模式将这些数据售出,整个过程构建立了一种监视型产业的模板。这个模板陆续被世界上大部分的网络公司所仿制,最终形成了监视型资本主义。(Zuboff, 2015)

   监视型资本主义所搜集的信息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来自网络经济交易的内容;第二,来源于埋藏在物体、身体和各个地方的感应器,如运动记录仪和家庭监视器;第三,源于政府和企业的数据库,包括和银行、医疗、信用等相关的内容;第四,用户在网络上留下的资料,康斯坦提欧和卡利尼科斯(Constantiou & Kallinikos, 2015)将它们称为“日常操作”(everydayness)。由于大数据本身是对个人在电脑上操作的数据进行捕捉所累积起来的数据库,这些琐碎和瞬间即逝的信息因此变得很重要,它们包括脸书的“赞”、谷歌的搜索、邮件、文字资料、照片、音乐、商业模式、购买、移动,甚至是每一次点击、拼错的单词,等等。这些数据被搜索、数据化、抽象、累积、分析、打包、销售,然后再度接受分析,并再销售出去(Zuboff, 2015)。利维(S. Levy)预见了大数据对监视型资本公司的助力,在他看来,任何增加互联网使用的因素最终都会壮大谷歌,“互联网吸引的注目将会无情地增长谷歌的广告销售……因为对广告词而言预测和分析是十分关键的,每一个比特的数据,不管多琐碎,都拥有潜在的价值”(Levy, 2009)。

   在西方国家,这种通过数据挖掘信息价值的做法越来越遭到质疑。一开始这些原始数据被比喻为原油级别的可再生资源。(Jacob, 2017)然而,不同于自然矿产,这些支撑巨头们财报的数据涉及个人信息,在关于财富分配的传统概念中并没有对这类新兴资源的解释。祖波夫提出了四点批评:第一,大数据收集具有单向性,使用这些数据的公司没有征得数据生产者的同意,单方面地用于自身盈利;第二,大数据的使用实际上处于法律的守护范围之外,即便侵犯了他人的利益;第三,互联网公司将用户的注意力往效率和功能上转移,让他们理所当然地放弃私隐;第四,高度的竞争使人们不得不使用那些公司提供的最新软件,而在使用这些软件的同时便不自觉地加入了监视型资本主义。(Zuboff, 2015)

   辛那蒙(Cinnamon, 2017)继承了监视型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讨论新技术伦理的正义问题。他引入了弗雷泽(Nancy Fraser)构建的非常规正义(abnormal justice)理论,指出有三个核心构成了参与的不平等(parity of participation):第一,不平等分配(maldistribution),指缺乏资源或技术使得人们无法平等地参与到整个进程中;第二,错误认知(misrecognition),指某些团体通过技术压迫来为自己谋取更高的社会地位,这种不平等让处于劣势的人们无法塑造或更改自己的身份;第三,错位代表(misrepresentation),指利益相关的群体无法指定他们的政治代表,或因制度限制而无法发声(Fraser, 2008)。在辛那蒙看来,这套非传统正义的理论架构可以对新伦理问题和现象进行甄别和定性,即便是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监视型资本主义也能代入其中。

   不平等分配在数据生产者无法参与到财富增长分配的过程中得到了体现。是平台和公司,而不是制造数据的用户获得了最终的经济利益,引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劳动者们无法享受到他们的劳动果实。

   错误认知源于并非所有人都能平等地接触到大数据和进行分析。世界几大网络巨头公司如脸书、谷歌、亚马逊、苹果及微软通过垄断技术人才的优势,霸占了这方面资源(Battelle, 2017),技术的不平等会导致资源的不平等。根据曼诺威克(L. Manovich)的判断,监视型资本主义将会带来新的社会分层,产生三个数据阶层,即创造数据者、收集数据者和分析数据者,其社会后果将超过分配不公带来的不平等分配问题。(Manovich, 2012; Andrejevic, 2014)

   错位代表主要针对少数民族、社会边缘群体、流浪者应有的政治权利。这些群体在某些转移到网络的政治活动里,既无法指定他们的政治代表,也没法参与这个进程,成为沉默的人群。如某些用于政治决策的大型网络调查或人口普查基本把非网民或贫困人口排除在外。同时,法律在全球不同区域的限制有时也将人们排除在正当的制度保护之外,如网络巨头利用跨国的司法权属地问题逃避责任的案例:2015年,脸书因未经他人同意在广告中使用别人的名字而在英国的法院遭到起诉,然而由于司法管辖权问题,脸书辩称广告发放的论坛位于加利福尼亚,法院因此无法对位于美国加州总部的脸书执行惩罚。(Cinnamon, 2017)

   辛那蒙的概念直接指向了大数据时代的后果和价值核心。如果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体系中寻找其对应物,可以看出不平等分配对应生产关系导致的结果,错误识别指向生产工具的占有,错位代表则指向政治层面的关系。尽管并非一一对应,但是可以判断这些“非传统正义”概念依然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紧密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核心在于揭示和实践,将一种潜在的不平等显性化,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既是承载这种揭示的框架,又是不平等的实质。同理,监视性资本主义也致力于揭示目前被藏匿的不平等体系,但是资本将这些不平等藏匿的技术,辛那蒙并没有继续说明。

   归结起来,监视型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为目前的大数据运作进行了定性,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范畴里,即便是象征着未来的科技,在资本家手里依然是逐利的工具。祖波夫(Zuboff, 2015)使用“巨头们”(Big Others)来比喻几大网络公司,试图用类似乔治·威尔逊的政治隐喻“老大哥”(Big Brother)去唤醒民众对这种无所不在的监视的注意。尽管它不属于政治,但理应进入政治的视野。

  

   二、大数据时代的特性

  

   祖波夫的概念为理解大数据模式的互联网资本运作奠定了基础。然而,她的文章仅强调资本开拓在新的领域所起的作用,忽视了大数据应用对以往旧的理念的颠覆性效果,并且也缺乏从经验层面来理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数据模式的感受,而这恰恰是补充监视型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核心要素,这涉及我们将如何把日常经验和整个互联网资本体制连接起来,进而打开一个新的资本世界观的理解方式。我将提出数据的附身性和数码资本错位作为网络时代的特征:采用客观的材料、事例来论证为何个人在网上留下的操作和信息在大数据时代无法如同普通的资产一样可以被放弃,即数据的附身性;数码资本错位则基于材料和生活经验,结合辛那蒙的非传统正义,以强调资本如何在我们所无法触及的层面获得对个体的榨取优势,补充揭示新型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技术说明。

   (一)数据的附身性

毫无疑问,网络上弥漫的庞大数据是极大的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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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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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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