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论社会进步的标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8 次 更新时间:2020-01-24 08: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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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社会进步主要基于公共生活演进的自然逻辑,而非应然的价值观和典章制度。如同“城池”是“社会文明”的最初门槛,社会的先进与落后主要反映在当今大都市的治理体系中。放弃而今流行的各种“两分”标准,着眼于国家在生存竞争中的兴衰,作者以两个前提下的三大标尺去解释和衡量社会形态的先进与落后。两个前提是:先进基础设施的密集程度和国防的强大程度。三大标尺是: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以及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可用三个要素证伪上述理论:能否粘合精英与平民,给较大规模的国家提供较强内聚力;能否对国外群体产生较强吸引力;能否为技术与知识的创造和普及提供较优越的环境。

   【关键词】 社会文明,社会进步,城市,大都市,劳动者再生产

  

   一、疑问与定义

  

   我们能模糊地感到文明(civilization)有先进、落后之分。但何以知道落后或先进?这不仅是理解当代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攸关新时代中共中央提出的核心任务:改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什么是“文明”?基于当代认识,全球考古学界公认以“金属、文字、城池”三要素来判断具体的古人类群体是否迈入了“文明”,即能冶炼金属、使用文字符号、有城池的定居社会。由此可知,当代人把“文明”理解为三大类内容:实用技术、抽象知识、社会形态。

   “技术文明”指的是方便人类物质生活的实用技术。实用技术来自物欲,让人类日常生活越来越丰裕、方便,是驱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实用技术的先进或落后很容易分辨。

   “知识文明”指的是由人造符号概念构筑的,关于自然及社会的抽象因果关系。抽象知识属于人类精神世界,未必由物欲推动,能促进实用技术却得不到“专利”。与“信息”不同,人类能积累的抽象知识很少。

   “社会文明”指的是公共生活形态。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就是“社会/会社”(society),是群体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称。公共生活形态为技术和知识的创造和普及提供或优或劣的环境,这是人类快乐与痛苦的源泉。我们迄今并不清楚怎样判断社会文明的先进与落后。而今流行西式“两分”标准,如“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市民会社与国家政权、个人主义与集体或国家主义”。然而,由于例外比比皆是,人们争论不休。

   由于无从判别“公共生活形态”的先进与落后,人们怀疑“文明”是否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但是,这个怀疑又与我们的直觉或常识发生矛盾。若能令人信服地确立关于“社会文明”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判断“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就不成问题了。

   抛砖引玉,本文旨在提供一套判别公共生活形态先进或落后的简约标准,即社会进步的标准。这既是抽象知识也是实用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政策指南。

   在讨论社会进步的标准前,需要先澄清几个关键概念的定义。

   (一)社会文明与文化

   文化的内涵众说纷纭,庞杂到无所不包,亦常与文明混用。依照上面定义的文明,文化属于社会文明/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肯定不包含实用技术和抽象知识。

   以“文”化“人”,名词加动词,文化的定义天然包含三部分:各种人文作品、与各类人群思想和精神状态的互动、社会规范的形塑(社稷天下)。汉语“文化”一词源自《周易·贲卦·彖辞》里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一词的含义迄今未变,展示了两三千年前中国古代思想的深刻。

   人文作品分四大类:历史记述、宗教经典、文学艺术、制度典章。形形色色的典章制度当然是人文作品,有些甚至直接来自宗教经典。《可兰经》至今还是阿拉伯人的“宪法”。人们暂时服从法规制度,却并不必然认同。强制服从的成本极高,可能高到政权难以承受的地步。

   判断人文作品的先进与落后是个陷阱。声称《俄狄浦斯王》或《哈姆雷特》比《赵氏孤儿》先进,《圣经》比《史记》先进,《战争与和平》比《红楼梦》先进,“美国宪法”比“中国宪法”先进,会引发不必要的困扰。不了解对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背景,甚至不熟悉对方的语言文字,何以知道对方是先进,还是落后?一旦“贾宝玉”被翻译成“Jia Baoyu”,《红楼梦》的主角顿然失色,丢失了“真假难辨、漂亮且昂贵的石头”这层中式浪漫寓意。譬如阿富汗,经历二十年美国大兵的威逼和美元利诱,美式制度依然没站住脚。就阿富汗人而言,站不住脚的制度谈不上“先进”。对西非丛林部落而言,法国的“政体”不会比规范其部落生活的巫术仪式和圣物“先进”。但在西非的城市生活里,圣物和巫术仪式变成了非主流的“传统文化”。

   由于存在着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各地生产和生活方式具有差异,作为社会文明一部分的文化很难区分出先进与落后。作为文化一部分的典章制度更难分出先进与落后。讨论文化的先进或落后,可能陷入偏见甚至种族歧视的陷阱,徒增判别社会文明先进或落后的难度。习近平总书记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二)社会文明与城池、个人

   公共生活形态最显著的演化是:部落到城邦,城邦到国家,国家到大国乃至超级大国。“城池”是最初的稳定公共生活形态。“国”字的方框起初象征着城池。

   驯化培育原本野生的动植物,人类就有了“产业”,四处游荡的狩猎采集部落便能定居,凝聚为“社会”。定居的社会需要四大公共设施。第一,昭示政治权威的场所,如宫殿;第二,寄托精神希望的场所,如庙宇;第三,举办仪式以彰显历法、等级、交易等社会规范的场所,如广场;第四,为捍卫上述昂贵的“基础设施”,居民深挖沟并垒土方木石为“城”,是为“国防”的雏形。由此,城邦是公共生活形态的第一台阶。城市与乡村的公共生活形态很不同,是否也代表着先进与落后?

   公共生活当然排除个人之事,至低要在两人之间发生。个人行为只要不进入公共视野就不属于公共生活。但人类是群体动物,对群体而言,不影响他人的个人行为少之又少,所以,划定“私密领域”(privacy)是公共话题。强调个人作用或强调群体作用也是公共话题。

   性关系最私密,“社会”的起源却与性关系的公共规范密切相关,直系血亲间的性关系导致部落人口再生产的劣势。写作是私人之事,但写作内容影响到公共生活就成为公共之事。“文”与“化”之间需传播媒介。控制传媒,让或不让某类“文”去“化”众,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权面临的困境。控制是“没文化”,不控制也是“没文化”,悖论深不可测。世上无国不控制传媒,但关乎占据道德高地,当代政权追求隐蔽而非公开,精致而非粗糙的传媒控制。

   (三)社会文明与政治、政权形式

   今人大多认为:政权是公共生活的核心。与政权相关的政治生活左右公共生活形态。那么,何为“政治”?

   政治被普遍理解为“对公共生活的治理”。谁在治理?许多学人不愿明指“政权”,因为脑中有“民权”,有民权与政权两分,有民众对政权参与的程度差别,有民众在公共生活中的“自治”。但是,无论多少人参与,治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就是政权;大到中央政府,小到村庄自治机构,都是政权。

   政权是治理公共生活的机构。政权何以能治理公共生活?政权垄断暴力,不容许私人使用暴力解决纠纷。而且政权垄断税收,所有人须向政权缴纳维护社会秩序的费用,无人“富可敌国”。换言之,垄断暴力和税收的各级机构就是政权。政权所及之处发生的事就是政治。凡不涉政权之事就不属政治,凡涉及政权之事必属政治。结婚是私事,本与政府或政治无关,然而,婚姻要获得《婚姻法》的保护就得去政府相关部门领《结婚证》。关于婚姻的法律是重大政治。

   政权是公共生活的核心。在古希腊文字里,“城邦”“政权““公共事务”“政治”是同一个词,这个词也是当今西文“警察”一词的词根。专业警权是近代城市生活的产物,代表垄断暴力的政权维持着城市的社会秩序。

   从古至今,社会公共生活不仅是物质经济的内容,还有精神的内容。不似专门研究市场机制的经济学,政治学从不忽略人类的精神生活。政治家及政治学家对宗教和庙宇的立场和态度各不相同,却都从不忽略庙宇和宗教。

   然而,可否用政权“形式”判断社会的进步与落后?今人能模糊地感到,政权形式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如组织法国社会的“政体”貌似比西非的部落酋长/巫师操纵巫术仪式和圣物“先进”。但是这种“感觉”并不实用,还有为帝国主义张目的嫌疑。即便换成法国的“政体”,西非依旧不是法国。没有城市及城市所代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不可能有效执行城市生活的典章制度。

   直到约五百年前,无论中西,学人们厚古薄今,普遍赞颂古代社会生活。例如,中国儒门弟子言必称夏商周“三代”。近代以来,由于实用技术和抽象知识的再生产加速,学者们不再称颂古代社会,却为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激烈争吵,主要围绕政权形式及相关的政治思想争吵。

   19世纪的学者用社会分工的复杂性或阶级斗争解释政府形式的差异。20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的学人们用西式的政府组织形式来分辨公共生活的进步与落后,注重西方推举群体领袖的形式。一些西式的“两分”概念被广泛用于判断公共生活形态的先进与落后,如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政府权威与市民会社(非乡下的、文明的自治组织,civil society)。在现实的近两百个国家中,这种西式理论体系遭遇的“例外”太多,多到令人起疑。疑虑是:西方学术霸权劫持了全球学者的议程,诱使他们反复“注解”关于民主与自由这对矛盾的著述。由于理论很难对“公众”直接“洗脑”,大众用直觉判断甲社会比乙社会“好”或“先进”,也用先进技术和知识的起源地做间接判断。

   上述那些定义含混的意识形态难以解释国家的兴衰。无论主流理论还是大众直觉,尴尬在于,国家兴衰频仍,三百年前崛起的“欧洲列强”已成历史名词。

   (四)精英与平民:社会文明中的魔鬼悖论

   自“城池”之后,因为一个魔鬼悖论,我们再难找到衡量社会进步的有效标尺。

   人类体格不庞大也不强健,靠后肢行走不如四腿动物跑得快,也不如前肢演化成翅膀的鸟儿能在天上飞。倚仗大脑发达,人类从动物世界中脱颖而出,使生存竞争仅发生在人类群体之间。人脑有两大优势:杰出的群体生活能力和超常的学习能力。群体生活即公共生活,学习能力即个人智慧。

   人类是群体动物。个人智慧来自社会、从属社会、服务社会。若个人至高无上就没有群体,没有社会文明了。然而,由于人类群体间的生存竞争激化,无所不用其极,公共生活与个人智慧演化成一对魔鬼悖论:公共生活基于以私利为代价的公益,个人智慧基于以公益为代价的私利。后人曾长期赞颂古代的公共生活形态,因为远古人类群体间的竞争手段落后,个人作用有限,悖论不明显。

   不彰显智慧与平庸的差异,要求智者为群体无偿做奉献,社会就平等,大多数人就不会感到痛苦,但代价是全社会的平庸。但倘若对个人智慧报以对他人的包括财富在内的支配权,就会产生追求支配权的精英集团,代价是广大平民感到痛苦,感到相对被剥夺、被支配,进而社会分裂。

个人智慧相对贫乏的群体因愚蠢而被淘汰,而个人智慧相对丰富的群体因社会分裂而被淘汰。常有强调社会平等团结的群体被强调个人私欲的群体击溃;也常有强调个人私欲的群体被强调社会平等团结的群体击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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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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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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