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

——由王明珂《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一文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3 次 更新时间:2020-01-22 08: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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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  

   【内容提要】 王明珂《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一文触及一个重要议题,即民国时期中国学者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是“造民族”还是“造国民”。其所涉1929年黎光明“造国民”与1933年芮逸夫等人“造民族”活动的历史,值得再作深入探讨。两相对照,不难发现,运用西方民族学知识在中国边疆地区识别不同群体的“造民族”是一条便捷的道路,但“民族”意识被催生后所带来的离心力无法忽视;在各族民众中构建国家认同,“造国民”是一条艰辛、漫长、曲折,却仍然必行的道路。

   【关键词】 民国时期,民族,国民,民族识别

  

   “19世纪中期以降,中国被迫纳入欧洲主导的国际社会,并作为一个弱国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地位。强国可以塑造国际事态和外部环境,而弱国只能被国际事态所塑造并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王立新,2019:2)在与列强对峙的过程中,延续几千年“中华天朝”传统的“大清”被迫转型,成为与周边诸国并列且备受欺凌的“清国”,被外力强行“纳入‘民族国家’这件紧身衣”(孙隆基,2004:21)。清末民初,中国政治与文化精英最为关切的,就是面临帝国主义列强咄咄逼人的军事侵略和外交胁迫,如何能够把清朝管辖地域和属民保留下来,避免同胞们成为亡国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马克思,1961[1853]:111-112)此时中国人所感到的威胁,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救亡图存”的紧迫压力无疑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发现地广人稀、管辖松散的边远属地极易被列强军队强占割让。在丧失大片领土后,为了防范局势恶化和国家解体,清廷不得不进行治理体制大调整,把“多重式天下”治理模式和各族聚居地域“多元化行政体制”(王柯,2001)逐步向全国统一的省、府、县体制转化,加强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的直接行政管辖。具体举措如东北地区开禁建省,川、桂、云、贵等地区加快“改土归流”,藏区和外蒙古推行“新政”,内蒙古实行“放垦”和“移民实边”,新疆加强兵屯并建省,以此应对列强的边境蚕食和割占领土的紧迫威胁。这些改制措施背后的潜意识,即是希望参照欧洲国家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模式,把大清朝逐步改造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国民同质的民族国家。而当时实行君主制的沙皇俄国、普鲁士德国、日本等欧亚强国,则是清朝统治集团效仿的榜样。

   与此同时,西方近代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出来的地理知识、政治理论、社会模式、教育制度和学术知识体系的新概念也借助洋枪洋炮和火车轮船的声势,经由各国外交官、商人、传教士、探险家和各类学者等传入中国。晚清及民国各界精英人士及全国城乡居民,经由不同渠道开始接触到一个个全新的政治理论和概念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来重新解读与认识国人必须面对的这个由林则徐、魏源分别在《四洲志》和《海国图志》中介绍的宏大世界,理解和引导这个在外部势力逼迫下处于急剧变革中的国家。王明珂先生在《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发表的《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①,虽然谈及的似乎是学术界一件无足轻重的陈年往事,在具体事例讨论中向读者揭示的却是一个有关中国国家建构的核心议题。

  

   一、黎光明与傅斯年

  

   在民国人物当中,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两个人都不在一个层次上。

   黎光明绝对不是什么名人。他1901年出生于一个回民家庭,192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28年受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次年前往四川西部少数族群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他与同伴王元辉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手稿,直至75年后才由王明珂从史语所档案中“发掘”出来并得以出版(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2004)。在王建民的《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中仅简略记述了这次田野调查。②该书附录三“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家学术简历”未列入黎光明,附录四“中国民族学大事记”(1895—1949年)在1928年只有简短一句话:“8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黎光明到川边作民物学调查。”(王建民,1997:422-423)此次调查结束后,黎光明便不再从事学术活动。“他自川边返回南京后便离开历史语言研究所,转任于四川之军政与教育界,如此种种皆证明其在民族考察、研究方面的成绩未能让他立足于主流学术界。”(王明珂,2019:84)1946年他出任靖化县县长,同年在与当地帮会冲突中身亡。无论从学科史还是民国政治史的角度来看,黎光明都是一个完全可以被忽略的“无名之辈”。

   傅斯年则是民国学术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1896年“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祖上傅以渐乃大清开国之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傅门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岳南,2008:8)。他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转北京大学本科,1918年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担任游行总指挥,为北京大学学生会领袖之一。1921年入伦敦大学心理学专业,1923年转柏林大学学习比较语言学,1926年回国在中山大学任教,1928年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筹建史语所并任所长。1929年,傅斯年得到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从收藏家手中购得明清内阁档案6万公斤,避免了这批珍贵史料落入伪满洲国之手,此事令史语所“声威大振,其担负的历史研究与中华文明探索的前驱性使命和辉煌成果,令学界同人为之艳羡”(岳南,2008:121)。1934—1937年史语所在殷墟发掘出土大量文物,举世震惊。抗日战争爆发后,傅斯年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他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由于他奋力抨击,迫使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位行政院长先后于1938年和1947年辞职,从而名声大噪。1948年他当选中华民国政府立法委员与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月他随史语所迁至台北,兼任台湾大学校长。在1950年逝世前,傅斯年在学界和政界一直是具有极大影响的人物。

   傅斯年和黎光明两人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曾有一段短暂交集。当时傅斯年是史语所所长,黎光明是该所聘任的助理研究员。他们的交往主要围绕黎光明1929年的川西调查。这一年,傅斯年忙于内阁档案收购之事,对黎光明的川西考察关注有限。详细记述傅斯年一生学术活动和个人生活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完全没有提及该年黎光明的川西考察。可见,在民国学术史研究者眼里,黎光明是个可以全然忽略的小人物,他的川西考察也无足轻重。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成为了王明珂这篇文章的主角。那么,引起王明珂重视黎光明川西考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通过对黎光明川西考查工作不同评价的讨论,王明珂在这篇文章中向读者展示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人(1929年黎光明28岁,傅斯年33岁)在追求自身政治理想和学术探索方面的基本取向与具体实践,并通过对二人思想与实践差异的分析,引导读者去反思那个年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最重大的议题:面对民国时期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学者的首要工作究竟是面对世界努力“造国民”,还是在中国境内“造民族”?黎光明恰恰就是20世纪30年代在川西基层社会“造国民”的一个典型代表。

  

   二、中国的国家、社会转型与接受西方学术知识体系

  

   (一)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面临两大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重构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使中国从传统的“天下”体系中脱胎出来,转型成为一个符合“现代国际秩序”的新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这关系到全体中国人的生死存亡和切身利益。面对列强的渗透割占,“深受国族主义感染的中国知识分子”(王明珂,2019:84)全力捍卫大清、中华民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些都是用来定义一个在外交、贸易中与他国平等交往政治实体的现代西方概念),同时努力整合国内民众的政治-文化认同,使全体国人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防止外部势力对境内各群体的挑拨分化,维护国家统一。面临列强提出的领土要求,中国学者应在历史文献中寻找相关领土归属的证据,抵制外国对中国领土的进一步觊觎。

   第二个任务是以“先进的”欧美知识体系和概念话语作为理想模型和表达载体,重建中国的文化与知识体系,使之成为构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伦理、文教组织、经济体系的理论基础以及能够与世界各国平等对话的全新的知识话语体系。在反侵略战争和对外交涉中,中国精英们深感中华传统文化不足以救国,出访欧美各国后又惊叹于列强科技与工业文明之发达,认为唯有从传统中华文明知识体系脱胎出来,全盘接受欧美国家的人文、社科、理工、医学、农学、生物、地理等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接受现代学校模式的教育制度和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完成国家“再造”,中国才可避免亡国之祸。“1895年以后的三十年间,中国政治思想经历了西方法国大革命前后二百年的巨变,几乎所有外来观念都被纳入中国近代传统的结构,成为中国普遍接受和改造过的现代思想。”(金观涛、刘青峰,2009:240)

   这个新建的知识体系从基本概念、结构框架到具体内容、观念术语,尽管借鉴了日文译法,但是整体上仍是师从欧美国家。以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这个知识体系包括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专业。由于时局紧迫,在学科划分、基本概念、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们崇尚的是“拿来主义”:建立“洋学堂”,参照“洋制度”,请来“洋教习”,学习“洋课本”,照虎画猫。首先是洋人在其开办的各类学校系统讲授这套知识,随后留洋归国的年轻留学生,由于会读“洋文”并习得这套知识,20多岁就被各新设大学高薪聘为教授③,成为传播这套新知识体系的主要推手。自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后,“废除汉字”的提议一度十分流行,有人甚至说出“线装书扔茅厕”这样极端的话(钱穆,1994:912)。“全盘西化”这四个字正是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和教育界的生动写照。

   (二)西方学术体系与知识在中国的引进与应用

   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后系统引入中国的,是一整套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西方知识体系。新式学校即是传播和教授这一套知识体系的组织载体。传入中国的,还有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开展田野调查时运用的一套“民族学/人类学”知识体系。西方的“文明人”在调查亚非拉地区“野蛮人”时,多少借助“进化论”把人类进化历程划分为从古猿到现代人的多个阶段,因此就像西方学者创建动物学和植物学体系那样,在体质特征、语言文字、亲属制度、社会组织、文化习俗等领域依次对各地土著人群展开田野调查,相关的研究记录叫做“ethnography”(现译为“民族志”)。史禄国教授给费孝通安排的人类学课程,就依照时序分为体质人类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几个阶段(张冠生,2000:77)。西方学者的“经典民族志”,其结构大致是这样一个套路。那些在西方大学里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知识的中国学者们,很自然地把这套知识看作先进、科学、最优并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学术体系,努力将之应用于中国,希望这套知识体系能够帮助国人理解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1926年从英国、德国留学归来的傅斯年之所以在中央研究院组建史语所,就是期望把西方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的一套知识拿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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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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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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