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汉语语境中政治“正当性”的三重要素(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 次 更新时间:2019-12-25 2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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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 (进入专栏)  

  

三、“天命”:宇宙秩序的意涵

  

   在中国文化中与“宗”占有同等位置的另一重要概念就是“天”。但在概念发生的角度上看,“天”比“宗”晚出。实际上,“天”字的早期构型与人的身体有关。在殷代卜辞中,“天”字宛如张手伸腿站立的正面人形,而特别夸大其头部。“天”处于人身之最高位置,这在造字之初就已隐含了“至上”的意思。(43)至于这种大头人型如何与“自然天体”相联系,学者论证简要。(44) 但仅从字型角度来看,如果推测“大头之人型”所表征的恰是“祖先”,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天”必然与已去世的祖先具有连带关系,而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然现象。(45) 从周康王时期的《何尊》的铭文中,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天”这时已具有了明确的社会政治意义。(46)《史记》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47) 可见“天命”对于政治(军事)之重要意义。甚至寡言“天象”的孔子也说过,“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48),告诫继世君主关注历法是头等重要的政治事物。所以,王国维先生认为:“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事乃不生。”(49) 确已成为宗周时期普遍的政治秩序观念。现代学者江晓原先生也从《尚书尧典》《史记贩五帝本记》以及《易系辞下》等经典中,读出反复出现的“天”与“政”的直接关联。(50) 这些资料表明,从商代到周代的发展过程中,“天”的概念是越来越抽象,也越来越具备政治含义了。

  

   但是,如果把古人观念中的“天”看成某种形而上的抽象体系,那是不全面的。在历史文献中,中国人观念中的“天”也是实体化的,它主要是由“日月系统”“五星系统”和“北极系统”所组成的宇宙体系。中国思想的独特性仅仅在于,判断和认识这些体系是以人类生存的地球为中心和参照系,更确切地说,它是以人的眼光、体悟和感觉所理解、解释,甚至建构“天”。换言之,这三个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使得整体“天演”系统更加复杂,在人的观念中构成了一幅纵横交错、相互关联、有条不紊、秩序井然的天体“图像”。

  

   这个宇宙图像又可以进一步从“天象”“天运”和“天意”三个角度给予展开解释。“天象”是天之本体。是指天体、星座、气象等形态及其变异。如天体运行中星辰有序地变化及其日、月蚀、流星等变异,北斗七星位置不同所体现的季节转移,气候与物候变化以及地震、海啸、台风等现象。“天运”亦称“天数”,指的是自然运转的相互关系和周期率。对于“天运”计算、考察的直接结果,就是“历法”。“天意”是指“天”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支配力量,其“行为”象征甚至指称着“意义”。而这种超越人间语言所指示出的信息,与人间的政治行为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样,在“整体性”思维的统摄下(51),观察“天象”,筹算“天运”,解释“天意”,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著名的“天命”内涵。

  

   不难看出,“天象”肯定是一种“实在”;“天运”虽然涉及不同的方法,但必须建立在数学通识的基础之上;只有“天意”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但它也必须以前二者为依据,不能完全地无中生有。特别是处于“天象”与“天意”之间的“天运”,对说明古代“天命”的本质极具意义。“天运”的抽象表达即历法体系。换言之,历法体系是对“天运”的数理推演,它所要直接证明的是一种客观秩序,但这种证明的目的却是要推导、预测和解释天运秩序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意义。这里我们仅以司马迁《历术甲子篇》和刘歆《三统历》为例证,演示古代“天命”概念的真实内涵。

  

   在阴阳观念的作用下,中国古历不是纯以回归年(52) 周期为依据的“太阳历”(阳历),也不是纯以朔望月周期的“太阴历”(阴历),而是同时考虑太阳和月亮的视运动,把回归年与朔望月两个周期并列为制历的基本数据的“阴阳历”。由于这两个周期之间没有公倍数,所以必须设法调平年、月、日三者的长度。中国古代历法的划分就以此为依据。

  

   1. 要想对“天运”进行计算,首先必须选择一个计算的起点。在历法上就是“历元”。“元”的本意就是“始”的意思。古人把“冬至”作为一岁的开始;把朔日(日月交会的一日,即阴历初一)作为一月的开始;把夜半子初作为一天的开始;“甲子日”则作为干支纪日周期的开始。所以,冬至(一年之始)之“年统”、朔旦(一月之始)之“月统”、“甲子”夜半(一天之始)之“日统”、甲子日(干支之始)之“干支统”四者重叠,才是“历元”的理想起点。

  

   2. 有了“历元”,还要调平年、月、日之间的长度关系。一回归年为365.2422 日;一朔望月为29.5306 日,12 个朔望月为354.3670 日。这样,“岁实”(1个回归年)与“朔策”(12个朔望月)相差11.25日(365.2422-354.3670)。因此必须“三年一闰,五年再闰,十九年七闰”才可能近似调平它们之间的长度。因此,19 年就成为一个循环圈,被称为“一章”。

  

   3. 因为“一章”仅是一个近似的调平周期,如果想再进一步精确化,就必须运转4个周期(19*4=76)才能完成。这样,76 年就又再成为一个更高层次的循环,所以被称为“一部”。

  

   4.经过20 部(76*20=1,520),共1,520 年,甲子日夜半冬至合塑又回复一次,所以被称为“一纪”。

  

   5.1,520 年仍然不是60(干支)的整倍数,只有完成3 纪(1,5 2 0*3 = 4 ,5 6 0),共4,560 年,才回到真正的甲寅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夜半)冬至合朔。所以,4,560 年的大循环,被称为“一元”,见图3。(53)

  

  

   以上所述就是中国“天运”思想的基本模式和框架。我们已经看到,这个4,500 年左右的秩序大循环,正是《易经》《史记》和《汉书》都讲到的“天演大数”。

  

   如果将这个基本模式运用到朝代更迭上,就有了《史记》关于“天运”那段经典的概括:“夫天运,三十年一小变,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备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54)此处,所谓“为国者必备三五”之“三”,指的是30 年、100 年和500 年这“三”变;之“五”指的是30 年、100 年、500 年、1,500 年和4,500 年这“五”变。弄懂了这基本的“三”和“五”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政者才能主动地掌握自己的命运,顺“天命”而生存。现代学者一般从“行星会合周期”和“岁差”两个视角解释这一问题。在第一个视角上,学者认为,司马迁关于天运“五百年大变”的说法,大致合于历法中一会、一统与三统的成数。在历法上,三颗外星(火、木、土)每隔516.33 年会合一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周期可能与此有关。事实上,夏、商、周三个远古王朝,其寿命基本都在5 0 0 年左右,这可能也是古人认为“天人相副”的依据之一。第二个视角稍微复杂。所谓“岁差”是指由于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的引力影响,使地球自转轴方向发生变动,从赤极绕黄极旋转约26,000 年一周。也就是说,“岁差”使历法每年约差52.2 角秒,71 年8 个月差1 度。由于“岁差”影响,每年春分点向西移动52.2 角秒,若不计算“岁差”,那么历法500 年将相差7 度,这已是极端严重的误差。但中国直到晋成帝(公元330 年)时的虞喜方才发现“岁差”,它在历法上的应用就更晚了。这样,从公元前104 年颁布太初历到公元330 年也已过了400 余年。时至后汉光武帝年间(公元25年— 56 年),历法已出现误差,即所谓“历稍后天,朔先于历”的现象。后汉学者贾逵也说:“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以治历明时’,又曰,‘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言圣人必历象日月星辰,明数不可贯数千万岁,其闻必改更,先距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有异世之术。太初历不能下通于今,新历不能上得天元,一家历法必在三百年之间。故谶之曰:‘三百年斗历改xian。’汉兴,当用太初历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岁乃改。故其前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以二日为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55) 纬书《春秋乾保图》也有“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之说。由是可知,汉代学者已知“一家历法必在三百年之间”,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由于“岁差”影响,每隔300 年左右,历法就会出现误差(错乱),所以古人把这种“天演”秩序与朝代更迭相联系,自然持“一朝一历”的观念。直到唐穆宗时,“岁差”被应用于历法计算后,由于“岁差”所造成的历法误差(错乱)已经没有了,所以才实行“一世一历”的制度。(56) 故每隔300 ~ 500 年就要对原有历法进行一次调整。所谓“改正朔”的原意和本质就是调整历法误差。

  

   这个基本模式也可以运用到家族和个人身上。按照每人60 年一循环(60 甲子)计算,4,500 年可包括75 个人生(循环);再按照事物的“兴”“盛”“衰”的必然规律可划分为三段,每段25 个人生;在25 个人生中,再按照事物的“兴”“盛”“衰”的必然规律可划分为三段,每段8 个左右人生;在8 个左右人生中,再按照事物的“兴”“盛”“衰”的必然规律可划分为三段,每段3 个左右人生;3 个左右人生中,再按照事物的“兴”“盛”“衰”的必然规律可划分为三段,每60 年一个人生。进一步细化,60 年又可分为“兴”“盛”“衰”三阶段,每20 年一阶段;每20 年再分为三段,每7 ~ 8 年为一段(男8 年,女7 年)。……依此类推,可以精算到每一天。(57)

  

   由此可见,这个以“历元”为基础所推演出的时间结构和运转秩序,就是“天命”这个中国概念的真实内涵。换言之,“天命”概念的本质是一个可明确计量的数理体系。无论长时段的政治,还是短时段的人生,各种时空变换都可以在4,500 这个“天演大数”找到根据。

  

   所以,“天命”既是社会衍生的根本,又是个体生命的依据;既具有生物的性质,又具有政治的内涵;既是宇宙的坐标,又是人间的规则。万事万物均被囊括于其中,无一疏漏。因此,现代人仅把中国古代“天命观”看成某种凭借心理想象而任意建构的纯粹观念体系,进而对它作本质主义化约论的解释,则必然导致对中国思想的误读。(58)

  

但是,如果展开一点理解索绪尔那个著名的比喻,那么我们可以说,懂得下棋的规则(语言[langue])并不意味着必定在棋局中取胜(言语[parole]),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尽管从历法的角度来看,必须使“天”客观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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