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面子与里子:明洪武时期中日“倭寇外交”考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4 次 更新时间:2019-12-17 21: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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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  

  

   摘要:纵观明初中日外交,倭寇所引起的海防安全问题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明政府几乎每次遣使都会提及倭寇问题并在国书中明确要求日本禁倭,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多次呈贡厚礼并送还一些被虏人,却一直不能全面出击平息倭寇,致使倭寇连年屡犯中国沿海,给海疆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双方在禁倭问题上不能达成默契,导致明太祖对倭寇外交失望之极,最终决定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转而重点加强防倭军事力量以维护国防安全。明初中日关系不仅有封贡与朝贡,也有冲突、敌对甚至绝交,双方之间复杂曲折的外交关系是理解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多样性和动态性的一个极佳范本,它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与邻邦交往中,朝贡礼仪只是表面虚像,而国防安全才是实质内容,是影响两国外交最深层次的核心要素。

  

   关键词:中日关系 朝贡制度 倭寇外交 海防

  

   洪武元年(1368),经过十多年的奋战,明太祖朱元璋终于推翻元朝统治,正式建立大明王朝。继位之初,明太祖急需得到周边各国对新政权合法性的认可,于是四处遣使至安南、占城、高丽、日本等国,宣告新王朝的建立。收到宣谕之后,前三个国家次年便遣使来贡,唯独日本没有任何反应。自元朝东征日本之后,中日两国官方交恶,互相之间无外交往来长达约七十年。考虑到这一特殊情况与国内面临的严重倭寇问题,明太祖又继续遣使前往日本,一方面是为了宣谕龙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要求日本政府镇压倭寇。迫于国内外压力,洪武四年,日本南朝的实际掌权者怀良亲王(1329—1383)遣使来华,向明朝奉表称臣纳贡。不料,随后两国之间的外交却因倭寇与礼仪等问题而难以为继,最终明太祖愤然断绝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

  

   综观洪武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本是唯一一个因倭寇问题而对明朝海防有着严重威胁的国家,中日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的隔绝,到通交、朝贡,再到冲突、交恶,最终断交的复杂多变过程。

  

   洪武初期的中日外交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故众多学者对之有过深入研究。然而,纵观近百年来海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却发现对于这一传统课题的研究却依然存在着众多盲区,甚至在一些最基本的史实问题上依然有着不少的误解和谜团。例如,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两国外交的决裂?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日本贡使没有表文或用词不恭等朝贡礼仪不足而引致明太祖龙颜大怒,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日本禁倭不力,给中国沿海造成了极大威胁。再比如,杨载是否曾两次使日?赵秩在洪武四年是随日本使团回国还是客留在了日本?怀良亲王是否曾向明朝称臣纳贡?仲猷祖阐、无逸克勤等人是洪武四年还是洪武五年使日,他们为何在博多停留那么久?克勤书信中提到的明太祖密谕是真还是假?这些都是学界存有争议或解读有误的问题。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新史料的发掘和旧史料的重新解读,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洪武中日“倭寇外交”问题再进行深入探讨。

  

   在进入正题之前,笔者有必要先对题目中几个概念进行解释。“面子”是指两国外交中的表面现象,而“里子”则指实质内容,具体到明初中日外交中,二者分别对应朝贡礼仪和国防安全。“倭寇外交”指中日之间围绕倭寇问题而展开的外交活动。明太祖每次遣使日本,都会提及倭寇问题并明确要求日本禁倭。日本政府能否禁倭,直接影响两国关系冷暖:若日本积极配合明朝镇压倭寇,明朝便予以优待;若禁倭不力,明太祖则会对之严辞相加,甚至不惜断绝两国外交关系。鉴于倭寇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称洪武时期的中日外交为“倭寇外交”。

  

一、破冰之旅与怀良称臣


   明洪武初期,倭寇在中国沿海地区活动频繁,沿海居民深受其扰。是时,国内形势仍不稳定,元朝残余势力依然盘踞北方,云南、四川、东北等地尚未完全统一,张士诚(1321—1367)、方国珍(1319—1394)等部残余势力不断骚扰沿海地区,其余党多逃亡海上,在沿海地区“焚居民,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因此,明政府此时并不能投入大规模的人力与物力去加强沿海军事力量以防止倭寇的侵扰,而多依赖外交与祭神等消极措施。

  

   继位之初,明太祖对于日本抱有很大幻想,欲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政府禁倭,以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故而积极主动地展开了“倭寇外交”。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明太祖“遣使颁诏报谕安南、占城、高丽、日本各四夷君长”,传达了明王朝欲与诸国通好的信息。洪武二年二月,占城入贡。六月,安南入贡。八月,高丽入贡。然而,日本却迟迟未派遣使团来华。是为何故?原来明太祖第一次派遣到日本的使者在到达日本境内之后,不幸被贼所杀。据仲猷祖阐、无逸克勤致天龙寺方丈清溪通彻的书信记载:

  

   首命使适日本通好,舟至境内,遇贼杀,杀害来使,诏书毁溺。寻有岛民,逾海作寇,数犯边卤,多掠子女。皇帝一欲通两家之好,悉置而不问,但令自禁之。故后复两遣使来,谕以此意,俱为镇西所沮。

  

   由此可知,洪武元年派出的明朝使者刚入日本境内即被贼所害,诏书溺毁,自然也就谈不上见到日本怀良亲王等人了。明朝与日本的首次外交以中途失败而告终。

  

   面对沿海日益严重的倭寇问题,明太祖不得不于洪武二年二月再次派遣行人杨载、吴文华等七人出使日本。明太祖在国书中明确提到山东所遭受的严重倭患,要求日本政府配合明朝靖倭,严格管束臣民,禁止匪寇到中国沿海地区寻衅滋事:

  

   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图,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

  

   从中可以看到,明太祖对倭寇问题极为重视,并扬言若日本再纵民为寇,明朝将扬帆进攻日本。杨载一行抵达日本后,见到的并不是日本天皇,而是南朝的怀良亲王。九州等地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最为接近,航行颇便,故南朝政府成了明朝使团所到之地。作为后醍醐天皇(1318—1339年在位)的儿子,怀良是日本南朝政府中的关键人物。1336年后醍醐天皇为压制足利尊氏的势力,任命怀良为征西大将军,据守四国伊予国的忽那岛(今爱媛县松山市)。1348年,怀良在肥后国隈府(今熊本县菊池市)建立征西府,与此同时室町幕府则在博多设立镇西总大将一职,与南朝对峙。1359年南朝军与幕府军发生筑后川之战。南朝获胜,从而赢得了之后十年的九州统治权。杨载一行到达日本时,怀良亲王势力正盛。诏书中,明太祖的那种气指颐使的天朝大国心态一览无遗。怀良见此诏书自然是勃然大怒,遂斩五个明使,并将杨载、吴文华二人拘囚起来,三个月后才让他们回国。

  

   杨载一行不但没能使日本臣服,反而激怒了怀良,致使来使被斩、被囚,大国颜面尽失,要求日本政府禁止倭寇一事自然也是告吹,倭寇“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面对沿海严重的倭寇问题,时隔一年,洪武三年三月,明太祖又派遣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等人持诏谕日本国王。次年初,赵秩一行不畏艰险,终于抵达日本析木崖,但是却被守关者拒之关外,于是赵秩遂将国书传达给怀良亲王。在国书中明太祖首先表明自己继位是“荷上天祖宗之佑”,表明其合法性,然后又指出高丽、安南等周边国家多已顺天奉命,称臣入贡,唯独日本不但没有来华朝贡,反而纵民为寇,骚扰中国沿海:

  

   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已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难容。

  

   明太祖还提及他曾欲命将“整饬巨舟”,进攻日本,后因从被捕的倭寇口中得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所以才暂停造舟,改派使者赴日再次交涉。

  

   据《明太祖实录》载,怀良初见赵秩,以为赵秩是蒙元赵姓使者的后代,误认为明朝又会像元朝那样故伎重演,表面上遣使通好,暗地里却准备进攻日本,故“命左右将刃之”,而赵秩却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据理力争,称明朝乃华夏正统,非蒙古戎狄可比。怀良听闻之后遂“气沮,下堂延秩,礼遇有加”,之后奉表称臣,派遣祖来等人随赵秩到中国朝贡。

  

   《明太祖实录》对赵秩不辱使命的外交抗争描述得极为生动,甚至有些夸张,这就不免有些令人生疑。正如上文所述,怀良之前已经见过杨载等人,应该对于元亡明兴的朝代更替之事极为清楚,且明太祖在这次的诏书中再次十分明确地提到“复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所以怀良应该不会误将赵秩当做元朝使者而对待。杨载与赵秩所持的两封诏书皆言辞犀利,盛气凌人,怀良既然上次敢杀来使,断不会因为赵秩的一番据理力争就轻易改变其原有强硬的敌对态度。怀良之所以转而决定对明朝俯首称臣,其实应该是迫于日本国内形势的压力。前文提到,杨载一行到达日本时怀良势力正盛,故怀良无所忌惮,敢杀来使,拒绝与明通交。然而好景不长,南朝政府不久便由盛而衰,危机重重。彼时,怀良的压力主要来自实力强劲的室町幕府大军。1370年被足利义满将军(1358—1408)正式任命为九州探题后,能征善战的金川了俊(1326—1420)便召集毛利元春、吉川经见等各方力量准备讨伐南朝。怀良得知各方劲敌准备联合讨伐他时,岂能坦然处之?此时,恰逢明朝来使,于是怀良便趁机一改去年之敌对态度,转对抗为恭顺,甘愿俯首称臣,欲以借明朝声势来抵抗各方压力。

  

   事实上,促使怀良改变其立场的还有一个常被学者所忽略的因素,那就是明太祖再次派遣杨载出使日本向其施加外交压力。据明代史家高岱(1508—1564)记载,赵秩见到怀良,经过一番雄辩之后,“日本国王气沮,会上复遣杨载往,于是日本王良怀礼遇载等有加,遣其陪臣并僧九人随诏使入朝”,奉表称臣。从中可以看出,曾出使过日本的杨载又被派遣赴日,并且连同赵秩一起向怀良施压,终于迫使怀良决定遣使来华。

  

   杨载再次使日一事并非仅见于高岱《鸿猷录》,清万斯同(1638—1702)《明史》与王鸿绪(1645—1723)《明史藁》等也载“又有杨载者,尝官行人,凡再使日本,还,复使琉球”。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胡翰(1307—1381)在《赠杨载序》中也曾提到: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师,会杨载招谕日本,自海上至。未几,诏复往使其国。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贡,载以劳获被宠赉,即又遣使流球。五年秋,流球奉表从载入贡。道里所经,余复见于太末,窃壮其行。

  

由序文可知,洪武二年,胡翰客留南京期间正好遇到杨载从日本回国。不久,杨载又再次被派遣至日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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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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