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维:中国死刑七十年:性质、政策及追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7 次 更新时间:2019-11-03 0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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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维  
原则上不减也不增加”。在几次“严打”过程中,死刑都成为最为重要的惩罚手段,死刑政策并没有实质性的变革,即使在1997年刑法实施之初,尽管对此有所反思,但也并没有采取很积极的措施着手大力限制死刑,而仍然对死刑的适用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当然,一方面,通过不断修订立法最终使死刑政策转向成为扩大适用,形成与初始的慎杀理念截然不同的刑事政策。例如,第一次“严打”自1983年始至1987年初,其中第一阶段就处决了2.4万人。在整个时期中,尤其由于1997年刑法对于1979年刑法以来的死刑规定的承继性,使死刑的扩大适用政策和做法即使在1997年之后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人们仍然无法摆脱死刑工具主义的理念。但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已经有了相对完备的、坚持慎杀政策的基础立法,即使死刑适用扩大化,也始终坚持在法律规范体系的框架内运作。

   而1997年刑法也并非完全照搬照抄原有的立法规定,而是通过直接取消、位置转移、内容吸收、条文分解以及罪名合并等方式,作了一些技术处理,使死刑罪名的数量和绝对死刑条款有微小调整。因此,即使历经数次“严打”,尽管呈现出扩大化倾向,但是死刑的适用显然没有像前一阶段那样失控而仍然处于规制的框架范围之内。

   尤其若干次“严打”和各种专项整治活动尽管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无论是学者还是实务人员都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刻地反思,并且达成了较为普遍的共识,即这样的“严打”措施或许短期内可能取得社会治安的一定好转,但犯罪的产生、发展自有其规律和逻辑,“严打”措施无法根本上取得遏制严重犯罪的上升趋势,而且其短期效果也逐年递减,无法从实质上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甚至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错误判决导致执行死刑的结果。

   因而越到后期,死刑的扩大适用政策越呈弱化趋势,而限制死刑的适用则不断得到强化。因此,某种意义上,这个阶段正是从泛滥适用的失控状态走向目前慎重适用的限制状态的一个过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众多学者围绕死刑的多侧面进行了深入反思,有关死刑论著的发表和出版达到了一个高峰,恰恰是死刑极度的扩张适用引发了死刑理论的背反。死刑在适用上的凯歌高奏成为扩张政策自身的挽歌前奏。

   这一时期刑法学者的深刻反思(即使是死刑保留论的辩护本身也是反思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是数百年间有关死刑争议的循环演奏,但是在特定语境、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理论重述、复新,不仅仅为晚近阶段的立法乃至司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最重要的是,通过学术的争论所达致的问题的清晰,推动了一般性共识的缓慢形成,而且这样一种学术性思考和限制死刑的公开宣传和传播,使司法实务人员乃至一般公众对于死刑不复怀有神秘感、疏离感并因此具有盲目的崇拜感,公众对于死刑的限制适用具备了期待并做好了心理的准备。显然,刑法学者为削减死刑所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

   (三)限制:刑事法治语境下死刑的慎重适用政策(2007年至今)

   所谓死刑的限制,大体包括实体的限制和程序的限制。过往的扩张政策一方面体现在实体法上适用范围的扩张,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死刑核准程序的松弛。就此而言,对刑事政策的反思促成死刑理念的真正落实,死刑政策真正从泛滥、扩张转变为限制,其标志性事件首先是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统一收回死刑核准权,从而结束26年的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至高级人民法院的历史。熟悉这一过程的学者普遍认为,这一决定不仅仅是一种法律判断,而更是一种政治决断。其次则是《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对于死刑适用罪名的减少。

   1.死刑核准权的“下设—上提—下放—收回”

   死刑核准权的归属和死刑的扩张、限制紧密关联,从而跟随死刑政策的反复而反复,历经“下设—上提—下放—收回”的过程。

   1950年,第一届全国政法会议决定一般死刑案件由省级以上人民法院核准执行,重大案件送请上级人民法院核准执行。同年的政务院《人民法院组织通则》和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规定,县(市)人民法庭(分庭)判处死刑的,由省人民政府或者省人民政府特令指定的行政公署批准;大行政区直辖市人民法庭(分庭)判处死刑的,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批准;中央直辖市判处死刑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批准。

   尽管意识到死刑适用过于扩大,但是1954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仍然规定,死刑的核准权由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死刑案件判决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死刑案件判决和裁定,如果当事人不上诉、不申请复核,应当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

   这当然是一种权宜之计,加上此后吸取了死刑滥用的教训,1956年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指出,死刑案件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这才有了1957年7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从而统一收归死刑核准权于最高人民法院。考虑到这一规定和此前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不合,1957年9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和核准的决议如何执行问题给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又作了重申。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程序又完全被搁置,完全不存在所谓核准程序。

   “文化大革命”之后痛定思痛,死刑的控制政策表现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刑法》第43条第2款也同样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同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也作了同样规定。按照彭真同志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关于刑法(草案)刑事诉讼法(草案)的说明》所说的,“为了贯彻少杀的方针,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死刑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审核批准”。

   但这一时间是如此之短促。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决定在1980年内,对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判处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给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规定,在1981年至1983年内,对犯有杀人、抢劫、强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的死刑,都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83年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进一步确认、扩大规定为,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同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即据此发出《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将前述范围的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至高级人民法院。

   1991年6月6日、1993年8月18日、1996年3月19日、1997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授权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和贵州等6个省级高级人民法院对毒品犯罪死刑案件行使核准权。尽管1996年刑事诉讼法、1997年刑法又继续重申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因前述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并未修订,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继续授权,甚至在1997年刑法生效之前的9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再一次延续了死刑核准权的下放。

   直至2006年10月31日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其第13条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同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彻底、正式收回死刑核准权。

   死刑核准权的下放,在程序上为死刑扩张提供了制度空间和可能,客观上造成大部分死刑案件均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架空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权,并且使二审程序和核准程序合而为一,核准程序名存实亡,保障作用几近丧失。尽管我们的死刑理念一直是少杀、慎杀,但大部分时间,核准权一直处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控制之外,造成死刑适用标准产生极大的地方差异,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下滑,死刑数量扩大,误判误杀概率上升。

   在收回核准权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开始了更为整体的死刑政策的贯彻规划,先后单独或联合出台了《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死刑复核及执行程序中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等司法文件。核准权的收回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控制效果,当年判处死缓的人数在多年来首次超过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

   2007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倪寿明在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指出,当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因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不当、程序违法等原因不核准的死刑案件仍然占到总数的15%左右。实际上死刑下降比远不止15%,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这一举动本身带给各地法院严格控制死刑的信息。据估计,2007年收回死刑核准权后,中国的死刑执行数至少减少了1/2甚至2/3。

   死刑核准权收回十余年来,其巨大意义,不仅仅体现在死刑制度本身。诚然,死刑核准制度改革使这一最严厉的刑罚措施的适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通过更大程度地严格限制适用死刑,死刑的数量得到了大幅减少,从而使死刑的合理控制成为可能。仅仅就死刑数量的减少而言,最高法院的这一举措就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司法史上人权保障的巨大进步,成为中国司法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之一。

   但是我们绝不能单纯地将这一改革的意义局限于此。由于死刑核准制度改革所要处理的生死问题极其敏感复杂而重大,因此在无形之间逼迫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重塑我们的刑事司法理念,重构相关的具体刑事司法制度,重新合理认识刑罚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通过对于死刑司法的制度改革,从而产生巨大的涟漪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其理念的革新进一步辐射、扩及刑事司法整体,带动其他刑事司法制度产生相应同步的变革。毋庸置疑的是,宽严相济政策、非法证据排除、庭审实质化等理念的提出和制度的设计,都和死刑案件的审理经验和教训直接相关,并因此和死刑制度改革之间发生千丝万缕的关联和呼应。

   这都是死刑核准权收回所带来的连锁效应,忽略这一事件对于整体刑事司法所带来的影响,忽略死刑制度改革和刑事立法之间的互动,忽略这一司法事件对于司法文明的推动,就会使我们无法在十余年之后正确全面地认识这一改革的巨大成功。不仅如此,死刑核准制度改革也缓慢而坚定地、不断地改变着公众的死刑观念乃至刑罚观念,从而形成更加文明的法治观,为司法不断迈向更加文明的阶段奠定了更好的民意基础。

   2.死刑罪名的立法减少

   如前所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一次性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并进而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再次成批量地减少9个罪名,刑法典中的死刑罪名已经从68个降为46个,从而在实体上进一步贯彻少杀慎杀的政策。

   不过,必须要注意的是,这两次修正案所废除死刑的罪名几乎都是实践中死刑适用数量极少或者多年来鲜有适用死刑的罪名。因此死刑罪名的减少和死刑数量的减少之间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就少杀慎杀而言,死刑罪名减少的效果和核准权的收回其意义不可等同言之。

目前,除去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19个死刑罪名,剩余的27个罪名中,死刑适用数量的主体压倒性地集中于其中8个罪名。因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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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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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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