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卓炜 张萌:动物考古研究范式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 次 更新时间:2019-10-26 20: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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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卓炜   张萌  

   内容提要:动物考古学属于以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骨骼考古学”的一部分,是动物学服务于考古学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学科,以揭示古代人们食物选择、狩猎行为、家畜家禽饲养模式等经济、文化生活概况及古代生态环境特征为基本目标。传统动物考古研究范式更多地侧重于动物遗存本身所能揭示的中程理论层次的古代环境和社会经济基础信息,多数不在更高层次上探究有关社会复杂化、文明进程、社会演化阶段划分等考古学问题。研究实践表明,在研究动物遗存本身的同时还要考虑诸如推理方式和推理过程的逻辑严谨性和科学严肃性、研究所依赖的理论水平与层次、动物资源获取的文化遗存组合特征、动物地理和动物生态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动物资源利用模式的时空变化规律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之间的内在联系、社会因素对生存对策取向的影响、传统方法与高科技研究在考古学问题解释过程的有机结合、属种鉴定数据库标准建立的统计学基础坚实性、后过程考古背景下动物考古研究的局限性等等问题。系统论指导下的综合性动物考古研究,将从研究范式的角度完善动物考古学科体系,提高动物考古研究的认知水平。

   关 键 词:动物考古  考古学研究范式  环境考古学

  

   一、引言

  

   为什么要讨论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范式?这是在进行了亚洲动物考古的回顾和展望后提出的问题。[1]目的是在明确了我国动物考古研究现状的前提下,在现代动物考古理念的指导下,采用国际上先进的研究范式,快速提升我们的研究水平,使中国的动物考古学者与国际同行在相同的语境中对话。除此之外,动物考古研究范式的探讨也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因为欧美的动物考古学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采用的是全新的研究范式,这种现状保证了国际动物考古学研究处于较高的学术水准;作为环境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动物考古学的进步不但对其所属的科技考古二级学科的健康发展有利,更重要的是对于已经提升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科的整体科学水平的提高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视角出发也会看到,正确和先进的研究范式,会使我们从考古工作经常获得的动物遗存中得到更多提高认知水平的启示。

  

   二、有关研究范式及动物考古学定义的思考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范式”(Paradigm)这个词的含义。范式这个词汇最早在英语中出现是在15世纪,最初意为“典范”或“规范”。“规范”的原文是paradigm,源自希腊文,有“共同显示”的含义,由此引申出模式、模型、范例等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被科学界用来指称一个理论框架。就“范式”这个主题而言,最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莫过于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所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所给出的那样,“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1]19。在文法中,表示词形变化规则,如名词变格、动词人称变化等。在此基础上,库恩用这个词来说明科学理论发展的某种规律性,即某些重大科学成就形成科学发展中的某种模式因而形成一定观点和方法的框架。他进一步强调科学共同体及其行为准则“规范”性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社会学和文学批判领域则致力于建立或突破所谓的“范式”,其他领域则用来泛指“对普通事物的看法”[2]。鉴于考古学兼具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双重属性,而且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面世,是以自然科学的地层学和分类学为基础的,因此在选择对“范式”这个概念的理解上,我们更倾向于科学界的含义。当然这里所说的理论框架是包含了方法论在内的。那么,所谓“研究范式”则是指进行科学研究时,学术共同体所依从的“典范”或者“规范”。由于科学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所以研究范式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进步而发生变化。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顺应科学发展的趋势,及时调整科学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进一步,再看一下“定义”的含义及其作用。所谓“定义”(Definition)是对一个事物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3]定义的准确性、简洁性直接影响人们对该事物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也是展开理论的前提。一个学科的定义影响到其研究对象的选择、内容的界定、问题阐释的层次和深度、学术导向以及该学科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目前有关动物考古学的定义有多个版本,比较经典的定义有美国学者瑞茨(Reitz)和温(Wing)以及罗伯特(Robert)的。前者瑞茨和温分别于1999年和2007年给出了动物考古学的定义:“动物考古学涉及到来自于考古遗址的动物遗存的研究”[4]216,“动物考古学涉及到对考古遗址发掘来的动物遗存的研究”[5]。而后者罗伯特的定义则是“动物考古学是对动物群遗存的研究”[6]。牛津考古学词典给出的定义是:“动物考古学是重点围绕动物遗存的发现与分析的考古学分支学科,目的在于就文化活动探究动物的生理学及生态学问题,并促进对人类社会中动物的了解,其主要研究课题包括动物的驯化、开发和利用模式、屠宰方式以及膳食贡献。”[7]248-264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瑞茨和温的定义强调了动物遗存的来源,即考古遗址,从而局限了动物遗存来源的范围;而罗伯特的定义强调了动物群的整体性概念,则显得更科学;但他们的定义都过于简要。牛津考古学词典的定义表述了动物考古学的学科归属与定位,阐明了从文化、社会层面上的人与动物相关性研究的目的性,同时给出了中程理论框架下的主要研究课题;然而定义不够简要,研究主题又存在局限性。因此,需要我们根据学科发展的现状重新对动物考古学加以定义。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对动物考古学做如下定义:动物考古学是研究与人类活动相关,并反映其生存环境的动物遗存的考古学分支学科,在人类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下,以参与不同层次的考古学课题的解释为目的。

  

   三、研究范式的基础理论、方法论及实践

  

   任何研究范式都要有理论指导,既包括基础理论,也包括方法论。动物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包括生物分类学、生态学、环境生物力学、埋藏学、统计学、生态系统理论等几方面;而其方法论则来源于各相关学科所对应的研究方法。

   生物分类学理论基础在动物考古学正确获取信息方面至关重要。现代生物分类学奠基人、瑞典的博物学家、“分类学和植物学之父”(Father of Taxonomy and Botany)林奈(Carl Linnacus,1707-1778),在其分类学著作《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1786年)中提出了物种科学命名的双名法,成为沿用至今的物种命名规范。有性繁殖物种的定义是:分类的基本单元,又是繁殖单元。物种是自然界能够交配、产生可育后代并与其他种存在有生殖隔离的群体。上述有关物种定义的科学约定要求动物考古学家在列出动物名单时,要科学规范地给出国际通用的标准化拉丁文学名。以狼和狗为例,两者生殖并未隔离,属于相同的物种,后者只是前者的人为生态亚种,因此,科学的拉丁语命名应当是狼:Canis lupus;狗:Canis lupus familiaris。同样道理,野猪和家猪的拉丁语名称应当分别为Sus scrofa,Sus scrofa domesticus。这样既尊重了野生种与人为生态亚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又保证了学术命名的科学性、统一性、严谨性和严肃性。个别学者用“野牛”一词来指代野生状态的牛,将具有属一级分类阶元学名的野牛Bison bison与个体相对较大的原始牛Bos primigenius混为一谈,在分类学专业术语处理方面表现出极不严肃的治学态度。

   隶属于形态学的比较解剖学基础理论和实践技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分类鉴定结果的正确性,进而决定着后续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分类鉴定中既要注意相同骨骼、相同部位的描述性特征的异同点,又要注意测量性数据的对比。尽管如此,有一些借以区别形态相似物种的形态学“特征性标准”也会导致鉴定的失误(山羊和绵羊臼齿的区别)[8],因为这类所谓的标准缺乏足够的比对标本以及稳定的显性遗传特征和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测量数据积累。尤其在缺少严格的比较解剖学训练的情况下,出现“指鹿为马”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更有甚者,部分学者简单地利用角芯的粗细来推定野牛和家牛,而不考虑具有相对稳定遗传特性的解剖学部位的比较。同样道理,在编制用于分类鉴定的比较性图示类工具书时,也不能仅仅建立在数量很有限的标本收藏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下述几方面弥补和纠正上述不足:大量积累各物种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比对标本;进行严格的比较解剖学训练;编制三维比对标本图谱及数据库;对鉴定结果进行有选择性的分子生物学及食性分析修正与补充。除此之外,环境生物力学原理的掌握也有利于从更深层次理解形态相似但存在属种形态特征微细差异的内在原因,还便于区别野生物种及其已经进入稳定成熟驯化状态的家养动物。例如,与绵羊相比,山羊肢骨比较粗强的肌腱痕和相对低的粗壮指数等都显示出对更高肌腱附着强度的需求;野猪和家猪在环椎肌腱附着痕迹的深陷度与粗隆程度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差异。

   动物地理学和动物生态学基础是通过动物考古研究获得有关古代生态环境信息的关键。然而,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可能处于不同的气候带,相应地也会导致动物地理和动物生态区划的变化。这样在外来物种的辨识上就要充分考虑动物群组合特征的地方性和时间性,只有那些明显有别于当时当地动物群组合特征的物种才有可能被推断为外来物种(如海生软体动物的贝壳在内陆地区的遗址中出现)。外来物种的识别涉及文化交流等重要的考古学问题。

   埋藏学作为动物考古学重要的田野工作基础,涉及动物遗存的埋藏和沉积过程、保存条件、遭受的破坏程度等方面信息的提取,进而为遗址属性的判断、功能和季节性的推断等奠定基础。另外,对动物加工处理后废弃物的堆积层等特殊遗迹单位和动物遗存表面的痕迹特征的观察、记录和分析等,都有助于对遗址形成过程和废弃过程的判断。对于三种常见动物遗存堆积类型(宰杀或加工遗址垃圾、居址垃圾、有意埋藏)的辨识要上升到人类与周围环境互动关系研究的高度来认识。非人工改造痕迹(如双壳类近于壳定的钻孔、动物啃咬、啮齿类啃咬、消化、植物根系侵蚀等生物过程留下的痕迹和可能与温度、湿度、土壤酸碱度、光照风化、水流冲刷等相关的痕迹)在埋藏初期就开始出现,显微观察会有效地识别出来。尽管无法将古今人类直接进行类比,但是现实(生态学)研究和民族考古学研究这两种埋藏学的主要方法,通过实践环节将古今自然的以及人类行为参与的埋藏学过程联系起来。

动物考古研究中所提及的生态系统理论(Ecosystems Theory)并不是指发展心理学中,美国心理学家尤瑞·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就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所提出的个体发展模型。动物考古学中所谓生态系统指的是“包括了在特定区域中与无机环境相互作用的所有生物(生物群落)的单位,生物群与环境相互作用,以致能量通向界定明确的生物结构,也造成生物与非生物间的物质循环”[8]。动物考古之所以借用发展心理学中的生态系统这个名词,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将动物遗存置于生态系统架构中,通过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探讨自然环境特征及其与生物的相互依存关系。这项系统性研究涉及到种群栖息地选择、食物选择、营养等级、满足能量及营养需求的饮食需求、动物的集群性、领地与等级序位、种群增长与调节、年龄结构与存活曲线、生态系统结构、食物网、生产率、丰度、多样性及均衡(匀)度等研究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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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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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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