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宇:“王刘联合发现说”和甲骨文发现研究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 次 更新时间:2019-10-26 2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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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光宇  

   内容提要:甲骨文发现百年之争应只有“王懿荣发现说”与“刘鹗发现说”可议。“刘说”据有确凿完整的证据链支撑,而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且合情理的结论应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吃药发现说”尚不宜入正史。至今尚未为学界知晓与关注的、1904年多次刊登于《时报》的刘鹗自撰《铁云藏龟》公告(期刊全文首发),具有明确宣告甲骨文发现、化私藏为公器等重大意义。《铁云藏龟·自序》应确立为最早成功鉴定和考释甲骨文的学术论文;刘鹗领衔罗振玉、吴昌绶,一起在1903年即率先拉开了甲骨文考释研究暨创立甲骨学的序幕。罗振玉“怂恿—墨拓—编辑《铁云藏龟》说”、“1901年初见甲骨说”皆难以成立。对甲骨学史可重新划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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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文的横空出世已被列为中国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首,甲骨学的兴起也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这一重大发现,恰巧发生于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科学转型的历史节点上,故在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中,难免混杂着某些传统观念习俗和一些非科学论断。尤其是关于甲骨文发现及早期研究的历史,不少关键环节上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仍处于悬案状态。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和世界考古学界面前,在甲骨先驱尽瘁而逝一个世纪之后,在“新时代”领导人给予特殊重视、亟需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背景下,这笔糊涂账的延续越发显得与时代脱节,也与今日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快速崛起相失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清代学术发展喻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把“清之考证学”列为自秦以后第四个学术思潮,并指出:“自经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余年之训练……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1]。于是可以说,现代中国日趋昌明之科学,亦肇基于清末。故笔者以为,很有必要运用更加严谨的现代科学原则、方法,尽快重新审视、清理、修正这段重要历史。本文即针对其中几个重要问题直抒己见,就教于方家。

   大凡科学,都需要切实证据来支持其判断和结论。根据现代科学“证据学”中的“一般证据学”的原则与定义,结合人文历史领域中考据学、考古学的特点,笔者归纳出如下三项对确立任何考古学术发现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并将之作为本文相关论证的预设前提:

   (1)有发现文物的原始物证;

   (2)有对发现文物的性质、年代、意义、含义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鉴定和诠释;

   (3)有关于发现和鉴定的及时、直接相关、公开或可查证的原始书证记录,即原始直接证据(本文仅涉及清末的前科学考查阶段,故这里可以不包括科学考古的原始发掘记录、自然科学的实验检测结果及新型音像电子等记录)。而非原始和及时、非当事人(尤其当事人去世后)或涉及利益相关(如来自本人或亲友)的言论及文字记录,即间接证据,只能作为次级辅证参考,当做某种假说的根据。常识性科学原则尚有书证重于言证、早证重于晚证等。

   这里(1)、(2)两项都是科学发现的必要条件,二者相加实际上已构成发现的充分条件;但第(3)项是使(1)、(2)项得以成立所必须具备之确证实凭,常被轻视或忽略,故为了明确地阐述、有效地考证判断,将其分开列为同等重要且必要的条件。

   对于一个历史性重大发现来说,在此三项条件基本成立的基础上,常常还要有一个从专家到大众的,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及逻辑合理性的反复争论、修正、逐步取得公认的历史过程。中国甲骨文的发现,即是具代表性的一例。

  

   一、甲骨文发现百年之争的清理

  

   甲骨文发现至今已近120年,海内外学术界基本认同1899年为学术意义上的甲骨文发现年。然而论及具体发现过程和发现人,至今仍无法达成共识,只能将两三种或更多说法如数列出。具代表性的看法,如李学勤教授在1998年回顾甲骨学百年历史时说:“甲骨确切地说是在哪一年发现的,学术界颇有争议,今后还可能讨论下去。”[2]范毓周教授也在1999年撰文指出:“甲骨文的最初发现年代和最早的鉴定与购藏,本来是并无疑义的,但在最近,学者间产生过一些不同意见。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应当说是清末河南安阳西北郊小屯村的村民。……最早对甲骨文作出鉴定和购藏的,仍应依照刘鹗、罗振玉等人的说法,是山东福山人王懿荣。不过,还应补充的是,根据胡厚宣先生的研究,在王懿荣对甲骨文进行鉴定和购藏的同时,开始接触并注意搜求甲骨文的学者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3]早期大家董作宾于30年代最早列出各种发现说,倾向王懿荣为发现人;其后胡厚宣40年代开始主张加列王襄为发现人之一,并在他辞世两年后(1997)发表的长文《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早已写好但搁置有年”——其子胡振宇为该文写的后记)中,明确否定了“王襄先于王懿荣发现说”,仍保留其“王懿荣、王—孟同时辨别搜集说”[4]。王宇信赞同其师胡厚宣的结论,在其《甲骨学通论》(1989)中经反复论证,认为“王襄、孟定生基本上可与王懿荣一起作为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但不是第一个发现者”[5]40。南开大学朱彦民教授则在《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中,将各说综合得较为全面具体:“到目前为止,有关于甲骨文发现这样一个极为初始又极为重要的课题,并没有完全研究清楚和彻底解决,而是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意见。……综括甲骨文发现以来上百年的研究历史,对于甲骨文发现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对于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这是最为分歧的一个方面,迄今有:王懿荣、王襄、孟定生、刘鹗、端方、罗振玉、胡石查、陈介祺、潘祖荫、古董商、小屯村民等十多种不同的说法。现在学术界一般倾向于前三者即王懿荣、王襄、孟定生是甲骨文发现的最早人物,而后几说则多是在不大了解全面情况下作出的结论。……对于甲骨文发现的时间,也因为发现者不同而有不同的认识,计有……七个不同的说法……现在可以讨论的发现时间就剩下了1897年、1898年和1899年三个年份了。”[6]

   个人以为,这些看法或结论似是而非,都含有某种程度的非科学观念。

   首先,根据本文前述的现代科学发现的第(2)项原则,即“正确的鉴定和诠释”是考古学术发现的必要条件之一,则“古代/村民/估人发现说”之类的主张不必再提、再议。笔者所见论文中,中山大学徐坚的《发现甲骨:考古学史的视角和写法》在此议题上有较多具科学内涵的讨论(虽然该文在结论上不够清晰)[7]。该文将“行为意义上的发现”与“认知意义上的发现”明确分开,指出有“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李济对此早有过明确的说明:“十九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在1899年所发生的事件之前存在着长期的学术史准备”[8]6。李济曾考察小屯一带的隋代墓葬情况,指出考古已发现这些墓葬曾频频打破晚商文化层,带字甲骨碎片早已出露地表、并掺入隋墓回填土中,但当然不能说隋代人发现了甲骨文。笔者对此完全赞同,而且认为还必须展开进一步的逻辑推理:初期参与甲骨买卖的估人(文物古董商贩)无疑没有鉴定诠释甲骨文的学识和能力,他们收购甲骨的唯一动机是倒卖营利;而早年拿甲骨当刀伤药卖的小屯村民,更由于蒙昧无知毁掉过无数甲骨,遑论发现。他们毋庸置疑都不能成为学术发现的发现者,自然无需再当做一类“发现说”去讨论。一些学者之所以提出或赞同“村民发现说”,不过是对“行为—学术发现”的不同定义有所混淆,或是因非正常时期“人民创造历史”、“卑贱者最聪明”之类的政治干扰所致。连近年发表的徐坚上述论文也还有着诸如“既往的学术史追溯过度局限在少数精英学者群体”、“在‘龙骨’和‘刀尖药’转变为‘龟版’的过程中,古董掮客起到关键的引导作用”等观点,造成自身逻辑混乱,因“行为意义上的发现”根本不适用于甲骨文这样典型的学术性发现。

   其次,对于学术界争议最大的“王襄、孟定生发现说”,笔者认为因其缺失上述现代考古发现必需的第(3)项条件,即没有关于该项发现的及时、确凿、公开或可查证的原始书证记录,从而导致(1)、(2)两项都无法成立。具体理由至少有四:

   1.“王—孟发现说”的最早、公开可查的文字书证,仅来自于王襄自己在30年代撰写出版的两篇题跋:1933年的《题所录贞卜文册》和1935年的《题穞易园殷契拓册》[9],故不能作为在该文发表30多年前的、有利于自己的原始确证。朱彦民也指出了这个关键缺陷,即该说“有一个极易为人抓为把柄的漏洞。即在王襄于二十年代所出的两部甲骨学著作中,并未提及此事。到了三十年代,才在一些题跋之中说到此事。这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夫子自道”[6]。自说最多仅可作为一项假说的参考辅证,何况此辅证又存在严重瑕疵:据王宇信在《甲骨学通论(增订本)》的详细论证和其他学者的相关分析,王襄中晚年的几次自说在关键的初见年上就有1899、1898、1899的反复变化[5]41,前后说法混乱不一,可见王氏自身没有确切根据造成的随意性。

   2.王襄提出自说之时,其他两位发现当事人王、刘已分别在1900和1909年辞世,已不可能回应、反驳;而唯一可以作证的当事人是范姓古董商,然罗振常1911年最早实地调查记录为“村人得骨,均以售范,范亦仅售与王文敏公,他人无知者”[10]21;还有加拿大牧师明义士1914年的实地调查记录是“按范氏一九一四年所言:一八九九年,有学者名王懿荣,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当年秋,潍县范氏又卖与王氏甲骨十二块”①。即范估当年、生前多次谈及最初的买甲人,都明白只提到王懿荣一人,没提王、孟。

   3.直接证据不成立,逻辑常识推断也明显不利于“王—孟发现说”。王襄(1876.12-1965.1)在1899年只是一位不到23岁的科举备考生,其学识明显不足以鉴定和诠释甲骨文这一高难度发现;孟比王大9岁(也许这是王襄曾说“吾乡藏殷契者,固以定老为创始人”的重要原因),但他终身只是一位书法家。相对于当时55岁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42岁的文物收藏大家刘鹗,他们之间的学识与经验差距巨大。在这一点上,王襄自己在上述早期题跋中也明确承认不讳:“其文多残阙,字尤简古,不易属读。尔时究不知为何物。予方肆力于贴括业(应科举试——笔者注),遂亦置之,不复校理”,“予藏有数骨……知为三古占卜之物。至于殷世,犹未能知”[9]。故王—孟当初“不知为何物”、仅猜测是一种古文字或“古简”的能力,与范姓估人等并无明显差别,更无本质不同。当然王襄先生后来确实下功夫钻研并发表了最早的甲骨文字编《簠室殷契类纂》等,成为了真正的早期甲骨学者之一,但那已是20年之后的1920至1925年的事情,“罗王之学”成果早已公开发表了十来年。胡厚宣在《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中也指出王、孟年龄、职业难以鉴定甲骨文,并指出王襄于“1910年秋识罗振玉”、“‘罗叔老贻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1923年与叶玉森通信”[4],可见王襄20年代的甲骨文研究成就也并非独立获得。

4.再一个重要反证也已被胡厚宣等不少学者提出:既然王、孟当时既无学名又财力“寒素”(王自述),按常识估人不会优先向他们出售甲骨。王襄两跋都回忆当时范氏要价甚高:“巨大之骨,计字之价,字偿一金。一骨之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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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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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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