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与时代同行:中国史学理论研究4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 次 更新时间:2019-10-25 09: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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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沛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快速发展,凯歌行进的40年。其基本原因是它立足中国、直面现实,始终与时代同行。史学理论研究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原创性研究硕果累累,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学体系,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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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近4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正是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与时代风雨同行,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研究内容和成果之丰富,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骄人成绩。

  

   一、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中国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1979年3月,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在成都召开时强调,实现新时期中国历史学规划,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当务之急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这是恢复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的中国史学的重大举措之一。4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在新时期迈出的第一步,就自觉高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坚持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1980年4月,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说过,他们的学说是历史的学说。他们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事物的。……历史科学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2]30论及新时期的历史研究时,他说:“我们还是要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讲理论的作用,主要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作用。应当说,从实际的成果来看,我们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还是很不够的,还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和很多的武断,而这种主观武断的东西和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2]38。提高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新时期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

   1983年4月,中国史学界首次学术年会暨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论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①刘大年系大会执行主席,他提交了论文《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刘大年指出:“世界上一切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学说中,唯一真正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学说,是马克思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但“不能单纯地重复真理,而要研究目前这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要分析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种种说法。”[2]72-73他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新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白寿彝、邓广铭、皮明庥、蒋大椿、宋家钰、孔立等也提交了相关论文。②

   1983年6月,《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章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已经作为一个重要项目列入国家第6个五年计划的史学发展规划,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文章提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需要开展的6项工作: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史学课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特别是有关历史的著作;清理总结中国史学的传统,尤其要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传统;研究近年来历史科学研究中提出的或者争论的许多理论问题;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史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

   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加强中外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自1984年开始,迄今已召开了21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届研讨会都有新的研讨主题,但每届也有不变的主题,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并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现实,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如历史与现实、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方法论、唯物史观和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马克思论东方历史发展道路、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全球化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新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全球化和全球史、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家史学思想研究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讨,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

   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史学理论》杂志(季刊)创刊。此前的1986年5月,刘大年在歙县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题为《欲登高,必自卑:1986年5月6日在歙县历史学理论讨论大会上的发言》中,曾提出创办一份“专门的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的历史学理论刊物”的问题。他说:“单独办一个历史学理论刊物,研究者中很少有人不赞成的。难点是如何把刊物真正办好……下决心办了,就要有特色。‘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这个要求是不是提得高了?……不管有没有那几个字,一要反对老式教条主义,既反对把死守条文、经院学派注释讲解,当作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研究;二要反对新式教条主义,既反对把资产阶级的某些理论、说教当作金科玉律”,并且强调:“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专门的历史学理论刊物要抱定这个宗旨来创办,也要靠贯彻这个宗旨来把持自己的生命力”。[3]《史学理论》杂志在《时代·历史·理论》的代发刊词中写道:“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是我们办刊物首先必须坚持的”。办好《史学理论》,既要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也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4]这些不仅对办好《史学理论》杂志,而且对开展史学理论研究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项工程被称为党的“生命工程”。同年4月27日,中央召开“工程工作会议”,标志着工程正式启动。工程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编写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重点学科教材,《史学概论》即是其中之一。在张岂之主持下,经课题组集体努力,《史学概论》在200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中外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和科学方法论,是几代中国史学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史学概论》既是21世纪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重大成果,也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发展前沿风貌。

   历史科学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人们痛定思痛,深刻认识到“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而这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基础上的史学理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是时代的呼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学理论研究,是改革开放的产儿。因此,改革开放40年来,史学理论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研究至今方兴未艾。这方面研究的选题不断拓展,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或热点问题不断深化,每年都有新成果问世。择其要者,如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1999),刘爽《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2015),杨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2012),李杰《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及其论争》(1999),孙麾、吴晓明主编《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2009),刘华初《历史规律探究》(2013),王锦刚《隐匿的路标:马克思的“自然史—人类史”方法》(2015),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2007),林国荣《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与19世纪》(2013),吴英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2014)等。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我国40年来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还研究能否认识、如何认识历史规律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只有同意识与社会存在、认识与客观历史的关系问题联系起来加以阐述时,才能得到哲学的规定。”[5]1这一认识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起点、历史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规律的实践性、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意识与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的本质和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等。这一时期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除了对“唯物史观与时俱进再认识”之外,更多的是结合中国史、世界史的研究实践展开的。涉及的主要问题有唯物史观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中西历史文化理论与方法的比较、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历史演变、唯物史观与西方历史哲学等。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日趋深入的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繁荣发展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丰硕的原创性理论成果

  

   历史学源于社会,自然要回答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或历史教训,鉴往知来,是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恩格斯曾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加重视历史。”[6]650欲获得“历史的启示”,使历史真正成为“我们的一切”,不可能通过“编年史”完成,而需要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即理论的阐释。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但史料并不等于史学。改革开放40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原创性的成果有目共睹,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12卷22册,总篇幅约1400万字,近500人参与撰写,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卷《导论》为史学理论卷,是该书的重要特点之一。编写者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充分的阐述,堪称阐释中国历史之理论认识的传世著作。《导论》计9章,重点探究“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等理论问题。编写者对这些问题的阐释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坚持“论从史出”,因此有较强的说服力。例如,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问题,《导论》提出了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等4个类型的论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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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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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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