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建构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 次 更新时间:2019-10-23 07: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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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顺庆  

   近年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文化强国也成为中国的文化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现在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别人就是信口雌黄,我们也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不少方面还没有话语权,甚至处于‘无语’或‘失语’状态,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①

   1995年,在《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中,笔者提出了中国在文学理论中的失语现象:“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②时至今日,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失语”问题仍然没有得以解决,一旦离开了西方学术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进行学术研究。中国的比较文学同样如此,在长时期内依赖西方学者建构的理论话语,以“求同”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排除文学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变异现象。

   然而,由西方比较文学界构建起的比较文学理论,存在着许多漏洞与不足,导致了比较文学学科新的危机。作为一门国际性的人文学科,比较文学学科应当具备世界性的研究视野,承认异质文化间文学的可比性,这就为建构比较文学中国话语提供了前提。在跨文化研究的学术浪潮中,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学者们历经不懈努力,建构起了真正适合全球的学科理论。变异学学科理论的构建,使比较文学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学术话语,弥补了西方理论中的现有缺憾,使中国学者在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一、比较文学中国话语建设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不少从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学者认为,有了法国学派所提出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整个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就是一座完满的大厦。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通常,没有学过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比较文学是既求同又求异的,比较就是求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这种直觉,实际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是求同的,而不是求异的。不管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其研究基础都是“求同”,是求异中之同。具体来说,影响研究求的是“同源性”,即渊源的同一性;平行研究求的是“类同性”,即不同国家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类同性。

   法国学派提出的国际文学影响关系的同一性保证了实证性研究的可能性和科学性,但是却忽略了文学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性。法国学派所倡导的文学影响研究,实际上是求同性的同源影响研究,仅仅关注同源性文学关系,忽略了其中复杂的变异过程和变异事实。实际上,变异是一个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基本事实,更是文化交流与文明交融及创新的基本规律。影响研究不研究变异性,是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最大缺憾。在平行研究中也存在着变异问题,这是指在研究者的阐发视野中,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的交汇处产生了双方的变异因子。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不同文明的异质性导致了不同文明在阐释与碰撞中必然会产生变异,而这种变异恰好被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学科理论所忽略了。

   缺乏“求异”的理论,是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都存在的问题,也是他们都忽视了的问题。事实上,不承认异质性与变异性的比较文学,不可能是真正的全球性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而对异质性与变异性的重视,也正是比较文学变异学超越前人学科理论的创新之处。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与中外各领域交流的不断深化,比较文学“中国话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前瞻性很强的学科。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倡导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只有自身的学科理论强大了,本学科的民族话语充实了,我们才有底气、有实力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应有的作用,建设好人类共有的国际性人文学科,并推动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学术新秩序逐步形成。

   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整体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对学术研究领域而言,谁占领了学术创新的制高点,走到学术最前沿,谁就能够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和先机。尽管国家一直在大力倡导学术创新,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真正的学术创新和学派创建却并不多见。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过程正是一个学术话语创新的典型案例,比较文学在中国作为专门的、建制性的学科被学术界公认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就是这样一门年轻的学科,其学术队伍的庞大和学术创新的潜力却是不容低估的。中国比较文学在快速的成长中经历的波折是可以想象的,有一些问题是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诞生伊始就已经存在的,而且至今仍然存在,干扰着大家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理解,影响了比较文学在中国存在的学理基础。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奋斗,中国学人终于建立起了全球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学科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作为一个示范性个案可为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创新的视角。

  

   二、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发展历程

  

   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意即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建立既属于中国自己的,又符合世界的理论体系和表达方式,使其理论能够真正具有全球性的指导意义。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这期间历经了学界的多次论争。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领域力图打破西方的理论架构,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在这期间,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争鸣,在探索中不断推动着学科理论的构建。中国学者提出的诸多观点,在早期并未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可,异质性与变异性的合法地位曾多次遭到批评。然而,面对质疑与反对的声音,中国学者却迎难而上,用积极的态度面对西方学界的挑战,以鲜明的话语观点和跨文化传播的具体例证,证明了变异学理论的合法性。

   (一)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话语建构初期的努力

   尽管比较文学的实践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等学者就曾使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文学研究。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理论的自觉意识,却大约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台湾由于派出学生留洋学习,接触到大量的比较文学学术动态,率先掀起了中外文学比较的热潮。一些学者领略欧美比较文学学术风气后返身自观,觉察到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方法之不足,认为有必要通过比较文学研究来讨论中国文学民族的特征,取得文学研究方法的突破。

   1971年7月中下旬在中国台湾淡江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朱立民、颜元叔、叶维廉、胡辉恒等学者在会议期间提出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这一学术构想。在此次会议上,中国台湾学者首次提出了援西释中的“阐发法”。在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初期建构阶段,李达三、陈鹏翔(陈慧桦)、古添洪等学者致力于中国学派的理论催生和宣传。1976年,中国台湾学者古添洪和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言中正式提出:“由于这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即涉及西方文学,而其援用亦往往加以调整,即对原理论与方法作一考验、作一修正,故此种文学研究亦可目之为比较文学。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③在这段阐述中,古添洪、陈慧桦言简意赅地提出并界定了“阐发法”,同时也对中国学界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实践进行了一次理论总结。编者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④这是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较早的说明性文字。尽管其中提到的研究方法过于强调西方理论的普适性,遭到了美国和中国大陆比较文学学者的批评和否定,但这毕竟是第一次从定义和研究方法上对中国学派的本质进行了系统论述,具有开拓和启明的作用。

   中国台湾学者提出的“阐发法”,引起了国内外比较文学学界的强烈反响,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美国学者奥德里奇(A.Aldridge)认为:“对运用西方批评技巧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上的价值,作为比较文学的一通则而言,学者们有着许多的保留。……如果以西方批评的标准来批判东方的文学作品,那必然会使东方文学减少其身份。”国内学者如孙景尧、叶舒宪等人,也反对“阐发法”的理论思想,主要是认为这种方法是用西方文学观念的模式来套用中国的文学作品,势必会造成所谓的“中国学派”脱离民族本土的学术传统之根,最终成为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的学术支流。

   针对台湾学者“单向阐发”的观点,陈悖、刘象愚在所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中,首次提出了“双向阐发”的观点。⑤“双向阐发”指出其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应该是两种或多种民族的文学相互阐发、相互印证,修正了“单向阐发”的缺陷。杜卫在《中西比较文学中的阐发研究》一文中,明确提出“阐发研究的核心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解”⑥,充分认识到了阐发法的基本特征及其学术意义。据此,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学派的“阐发法”应该是跨文化意义上的对话和互释,“跨文化”意识上的“阐发法”,才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独树一帜的比较文学方法论。

   (二)关于“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论争

   尽管道路崎岖,在中国比较文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大陆学者仍不断致力于打破西方话语的垄断,倡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话语。季羨林先生1982年在《比较文学译文集》的序言中指出:“以我们东方文学基础之雄厚,历史之悠久,我们中国文学在其中更占有独特的地位,只要我们肯努力学习,认真钻研,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必然能建立起来,而且日益发扬光大。”⑦

   1983年6月,在天津召开的新中国第一次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朱维之先生作了题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回顾与展望”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旗帜鲜明地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形成(不是建立)已经有了长远的源流前人已经做出了很多成绩,颇具特色,而且兼有法、美、苏学派的特点。因此,中国学派绝不是欧美学派的尾巴或补充。”1984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上,朱维之、方重、唐弢、杨周翰等人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保持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特点和独立风貌。1985年,黄宝生发表《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读〈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上多篇讨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论文,标志着大陆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讨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⑧

   然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出,并未得到西方学者的普遍认可,他们甚至撰文抨击中国学派的合理性。1987年,荷兰学者佛克马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上,就从所谓的国际观点出发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出了质疑,并坚定地反对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同时,很多国内学者也反对“中国学派”的提出,邓楠、王宇根、严绍璗等学者都认为,“中国学派”的提出是故步自封的表现,在多元文化时代提倡学派,是一种自我封闭的体现。“研究刚刚起步,便匆匆地来树中国学派的旗帜。这些做法都误导中国研究者不是从自身的文化教养的实际出发,认真读书,切实思考,脚踏实地来从事研究,而是坠入所谓‘学派’的空洞概念之中。学术史告诉我们,‘学派’常常是后人加以总结的,今人大可不必为自己树‘学派’,而应该把最主要的精力运用到切切实实地研究之中。”⑨

来自国内外的批评声音并没有让中国学者失去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热忱。中国学者智量先生就在《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1期上发表题为《比较文学在中国》一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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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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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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