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新中: “天下体系”的当代性伦理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 次 更新时间:2019-10-22 2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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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中  

  

   大多数国家在出版的世界地图中,都会把自己的国家放在地图中央,而其他国家、地区都要以此为中心上下左右伸展开来。在更深的层次上,这反映了一种以自我(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社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而这一价值左右着几个世纪以来盛行的世界秩序之政治观、历史观、价值观。这样的观念本质上是伦理的,它们会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群之间的关系引向哪里?历史上的冲突、现实中的地缘政治、当今的秩序混乱是不是和这样的伦理观有着内在的关联?有没有一种替代的价值体系来促成一个更美好、更和谐的世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众多哲学家、政治学家、国际关系研究者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多层次的探讨,而其中“天下”观无疑是近十几年来出现的最引人瞩目的话题之一。赵汀阳对于天下体系的论证更是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在学界和政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争论和辩论。他声明自己是“试图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叙述理想主义的天下,表达天下之道与天下之器的距离,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历史与未来的距离”,并“试图说明天下概念如何用来理解历史、制度和政治空间,甚至重新定义政治的概念”。本文在古今中西十字坐标中,以伦理的视角来审视这样一种建构,关注其在当代性、历史性与未来性关系问题上的纠结,并对其汲取中国思想资源方式和应用于现实世界秩序所引发的国际政治问题以及伦理张力给以理论的分析。

  

从“天下”到“世界”再到“天下”


   天下体系的论证是一个从天下到世界再到天下的循环。 “天”是中国最古老、最常用也是最具魅力的词汇之一,是甲骨文、金文和先秦典籍的核心概念之一,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天、广袤无垠的宇宙以及所有自然所成非人力所为的存在。按照古人的理解,“天尊地卑”也即天在上而地在下 ;“天圆地方”,天如华盖笼罩大地,由此而形成直观意义上的“天下”现象。现象之下则引申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天下”概念,其又有狭义、广义之分。广义“天下”指的是自然与人类合体,四海之内所有的大地、山川、河流、部落、邦国、族群、家庭都属于“天下”,而狭义的天下则专指人间世界,“天下”由邦国组成,而国则由家族构成,所以家、国、天下密不可分,相互组合成为古代中国人的时空体系。广义与狭义的天下观既是自然观、宇宙观,也是历史观、政治观,更是伦理观和道德观。如此多层次、多维度的天下观念主导中国人三千多年,直到近代才逐渐为一种新的时空价值所取代,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世界”。

  

   “world”一词的流行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的兴起密切相关。始于 16 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引发频繁战争,不但极具物质破坏性,也颠覆了原有的公共秩序。为了结束战争、停止争斗、实现(持久)和平,1648 年神圣罗马帝国与欧洲诸强国和地区之间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认可民族国家的主权,否认任何高于主权国家的(宗教或俗世)权力,由此开始而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世界。然而,靠各主权国家协议所组成的世界,其本质在于力量之间的博弈与制衡,但经济、军事、外交平衡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变动不居,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总是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各种力量的组合也在相互竞争,欧洲依然战争不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美英苏中联盟对德意日轴心国的胜利而结束,为了避免新的战乱和无序,美国主导建立起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维护国与国之间的平衡,重新划定大国势力范围的版图。然而随之而来的华约与北约之间长达四十年的持续冷战、较小规模的地区热战频发,使得第三次世界大战仍然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各国人民头上。

  

   20 世纪后半叶加速的经济、技术、交通等领域的全球化虽然极大地加强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互通和交流,但似乎还远没有形成广泛接受的世界一体价值体系。全球主义作为整合世界的政治观、伦理观虽然开始深入人心,但近年来也频频遭到一些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治家的否定。国与国之间以竞争、战争、征服、控制为主要手段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国际关系、世界结构依然如此脆弱,而最近蜂起的贸易战、科技战、军事干预、外交纵横等更使得耶鲁大学的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认为,我们今天的世界正在回归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那种力量平衡(balance of power)——全球的力量平衡游戏。第一,各国之间是丛林社会,惟力是视,没有共同认可的规则、原则和价值观 ;第二,各国之间随时调整朋友和敌人的组合,弱者联合以制衡强者,但随时拆散重组,不受观念、历史以及鲜血凝成的友谊所制约。

  

   这样一个世界体系,虽然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必然,但是到了 21 世纪,已经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困境,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该体系所赖以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念和伦理价值。以民族国家之间竞争、冲突、抗衡、联合等方式所形成的世界体系遇到了重重困难,文明冲突的升级、民粹主义的兴起、修昔底德陷阱的幽灵似乎正在打破已有的世界格局,预示着近代以来所设计的世界版图撕裂或破裂。有没有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新世界观?很多学者、政治家对于这样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战略纵横家们对于如何维持现有世界格局也提出了不少策略方案,如G7和G20峰会、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新大国平衡(美、中、欧、俄)、G2(美-中)共治等,但这些操作层面的建议在价值层面不过是在已有的架构中进行修补,所依据的理念并没有超出近代以来左右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和伦理观点,有些举措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而言,其实际和长远作用颇为有限,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

  

   赵汀阳对于现有的国际关系及世界政治提出了深刻的批评,从思想史的深处汲取资源,建构出一种称为“新天下”的体系。对赵汀阳来说,“天下”不是一个纯地理概念,也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政治观点,而是一种具有理想性的现实主义哲学,可以指导我们如何看待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世界,如何分析现实中的国际政治关系,如何理解世界中一与多、特殊与普遍、观念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互动,如何构建一个和谐、公正、无外的理想世界。“天下”因此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更是一个哲学进路,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保证所有人和所有国家都能够受益的世界制度,创造一种改变竞争逻辑的新游戏,即一个具有普遍兼容性和共生性的世界体系”。

  

   “天下体系”以“天”为核心,内含一系列基本的预设,经过创造性的改造,成为新“天下体系”的主要支撑。赵汀阳从地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视角把“天下”解说为“三层世界”。心理学意义的天下指的是古中国人已知和未知范围的世界,如“九州” “四海之内”等 ;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天下指“世界所有人的共同选择即民心”;而政治学意义上的天下则直指“世界政治制度”。赵汀阳把“天下”所包含的本体论、精神论和伦理学预设消融在一种政治规划中,形成了一种政治的世界体系。他认为天下体系最初来自周公旦汲取商朝体制失败的教训、为确保周朝不重蹈覆辙而进行的政治创制。该体系维系周朝近千年,在早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直到为秦帝国的郡县体系所取代。古代天下观是在一系列价值理想和实践方案指导下形成的,如“协和万邦”,“生生”而达到“大同”,以及“以天下为天下”或“天下为公”。他进而论证,这些理想与方案都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基本价值,也是新天下体系当代性的伦理前提。

  

“天下体系”的伦理原则


   尽管赵汀阳主要从政治学、国际关系的视角来建构天下体系,但天下体系本身可以看作一个伦理的实体,具有内在的伦理原则与规范。这一点在其编制的“天下体系”词典中显现的明确无误。这个所谓的词典实际上是一个天下观的“价值”列表,是从古代中国政治、伦理的理想、信念与实践中抽取出来并重新加以诠释的,是天下体系的价值支撑和理念框架。这个词典的关键词有三 :一是“天道”;二是“关系理性”;三是“兼容普遍”。每一个关键词又包含着若干价值或方略。“天道”所连带的价值理念有“配天” “生生” “无外”。“关系理性”是人道的根基和得以实现的途径,其手段包括“互相伤害最小化” “孔子改善” “损补之道” “互相拯救”等,目的是达到“相互利益最大化”。“兼容普遍主义”以是否可以对称关系来定义而区分出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这些既是其得以实现的实践手段和途径,也指向其赖以成立的基本伦理原则。

  

   新天下体系的第一个伦理原则是以中国古代的“和而不同”理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目的是消解现有国际政治排他性而培养出国与国之间的包容性。赵汀阳认为由国家政治派生出来的国际政治,其核心内容依然是国家间的利益博弈、竞争、斗争乃至战争。在他看来现代国际政治虽然处理世界问题,但还不能称为世界政治或普遍接受的世界制度,因为国际政治不是为了世界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利益。因此,“人只在地理学意义上属于世界,在政治学意义上却只属于国家。世界只是被滥用和掠夺的公共资源,是被争夺和被损害的生存空间”。他看到目前世界制度的不可持续性,但并没有停留在消极批判的立场,而是积极寻找可能替代的方案,提出“为了使世界免于霸权体系的支配,也为了让世界免于未来可能的高科技战争或者技术系统的全面专制,我们需要创制一个新天下体系,一种属于世界所有人的世界秩序,从而超越现代以来的霸权逻辑”。他认为这样一个新天下体系是唯一可以保证所有人和所有国家都能够受益的世界制度,一个具有普遍兼容性和共在性的世界体系。

  

   新天下体系的第二个原则把儒家的人伦关系推广到国际关系,其核心是否定“自我”中心主义而倡导关系理性。现代国际政治起源于对人类原始自利性的理性人假设。新天下体系要规避以民族国家自我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混乱,就必须否定这样的假设。无论是西方的霍布斯还是中国的荀子,其出发点都是把人看作是原子式的自我利益追逐者,认定自然人虽然具有同等的自然权利并可以自由地追求利益,天然趋利避害的利己本性使得人在自然状态下必然走向人与人的战争。由原子式个人生发出来的只能是“国家政治”和相互冲突的国际关系,而真正的“无外世界”是建立在不同的道德基础上,奉行不同的伦理原则,这就是所谓的“关系理性”。关系理性来源于对人性的不同假设,人性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道德属性。据此推理,人的本性即为人伦关系,而人性的实现则为人伦关系的展开,国与国之间也成就为伦理关系。

  

新天下体系的第三个伦理原则是反对以邻为壑而追求人类的共同善。在赵汀阳看来,当代国际政治是由国家政治发展而来的,“现代政治制度的最大应用范围到国家为止,在国家之外的世界中只有战略而无制度…… 政治进入外部世界就变质为对抗甚至战争”。“天下”体系所追求的理想是“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国不独求其利、增其强 ;相反,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只有建立在所有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础之上,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才会得到根本的保障,这就犹如佛教因陀罗网所提示的此彼相连、互相依存关系,即“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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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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