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天下: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9 次 更新时间:2019-10-22 23: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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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作为理想的现实主义或现实的理想主义,天下体系试图发现对于政治冲突的一个理性化最优解,但不能许诺人人幸福的终极世界,只是设想了一个和平、普遍安全、有着文明活力的可能世界,因此完全区别于所有种类的历史终结论。关于“天下”和“天下主义”,我们需重视如下观点:第一,天下并非乌托邦,而是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第二,天下政治的目的是以化敌为友的能力解决冲突问题,这是一种区别于斗争概念的新政治;第三,天下的设想是基于三个宪法性概念,即世界内部化、关系理性和孔子改善。这三个概念建构了化敌为友的政治概念。

  

天下作为共托邦


   天下虽是一个理想,却不是乌托邦(utopia),而可定义为一个“共托邦”(contopia),即一个可能实现的共享世界,也是对现实政治冲突的一个有效解决。在莫尔之前,早有关于理想社会的多种想象,比如柏拉图和奥古斯丁。莫尔创造了乌托邦一词,既源于“ou topos”,即乌有之地,也源于“eu topos”,即完美之地,其中已经蕴含了理想主义的双重含义 :模范性和非现实性,意思是,虽无限好但不存在。有趣的是,在莫尔的乌托邦里,有条河叫“无水河”,有座城叫“未知城”,有个国王叫“无民之王”,这些都暗示了乌托邦理想主义的反现实性。与之不同,天下是关于世界制度的设想,不需要非现实条件的虚拟世界,而以世界为其“实地”,并试图在此实地上建构一个共享世界,因此可称为共托邦。既然在实地上建构世界秩序,就意味着天下的理想主义同时是一种现实主义,可称为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理想。这种混合性质指向一个非完美主义的世界理想。

  

   非完美主义近乎中庸状态。中庸意味着 :其一,事情都有“两端”,即思想或实践在两个相反方向上的极限,在逻辑上相当于“最坏可能世界”和“最优可能世界”,只要探明两端,就可以知道什么是最合适的存在论状态,即可持续的、有余地的因而总能够适应各种变化的存在状态,所谓中庸。这种合适状态不是完美,其实完美也是中庸所反对的,中庸所理解的合适状态是留有余地的,因而永远都合适。其二,中庸状态通常被理解为“无过无不及”,这是相对于“两端”来定义的,但这个解释有一种文学式的含糊,不足以清楚定义中庸。由中庸有别于“狂狷”可知,中庸是区别于非理性激进或非理性保守的理性选择,可以解释为,优先考虑风险规避,相当于“无过”,并且力求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状态,但这一点是否相当于“无不及”却略有疑问,无不及要求好处达到最大化,未免要求太高,而且逼近临界点就有风险。显然,中庸强调的是保险系数,因此,中庸可理解为两端区间里的动态优化点,只在特殊情况下才正好是对称平衡点,即中间点或平均点,在更多情况下,中庸只是一个动态的优化点(optimizing point),重点在于“和”。因此,中庸原则大致相当于理想的现实主义或现实的理想主义,进取的方向是理想,但总是以风险规避作为理性约束。

  

   作为理想的现实主义或现实的理想主义,天下体系试图发现对于政治冲突的一个理性化最优解,但不能许诺人人幸福的终极世界,只是设想了一个和平、普遍安全、有着文明活力的可能世界,因此完全区别于所有种类的历史终结论,包括一神教追求的宗教大统一、罗马帝国追求的普世帝国(cosmopolitan)、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圆满实现、马克思的人人得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福山的普世自由主义世界,诸如此类。在哲学上说,天下体系试图解决的是落实为政治的“一与多”(the one or the many)的兼容问题,虽是普遍主义,却不是单边普遍主义,而是兼容普遍主义(compatible universalism);不是否定国家,而是在国家之上增加一个共享世界系统,同时承认国家的本地管理 ;在存在状态上,天下想象的是一个像生命那样的完整内在循环机制,但永远不能达到无变化的完美状态,因而能够维持文明的活力,或者说,天下体系试图以文明制度去复制自然生命的协调性、整体性和循环更新能力,也就是化自然之“生生”原则为人文原则。

  

“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内涵


   所有政治问题都起源于一个远古的存在论事件,即否定词(不 /not)的发明。自从人类发明了否定词,就发明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复数可能性。经过否定词的点化,存在变成了对存在的选择,使存在变成了如何存在的问题,于是,如何选择和设定时间和空间的议程(agenda of time and space),就成为存在的基本问题。人们对占有时间和空间的方式产生了不同意见,未来变成了分叉时间的竞争和重叠空间的竞争,总是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同意他人的时空议程设定,这种竞争在实践上的冲突就成为政治的起源。在这个意义上,否定词就是政治的存在论出发点,而“他人不同意”就是第一个政治问题,而且蕴含了所有政治问题。

  

   生存资源的无规则竞争被称为初始状态,相当于无规则的非合作博弈或无政府状态,有两种基本型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和荀子的初始群体状态。霍布斯理论解释了任何人或任何群体的负面外部性问题(negative externalities),即每个主体与任何外在他者的冲突;荀子理论则解释了任何群体的内部矛盾,即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和权力分配问题。这两个基本状态都是“他人不同意”的直接表达,于是产生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消除负面外部性;二是何种制度能够保证人们的合作积极性高于背叛的积极性,即如何建立稳定可信的合作制度。

  

   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始于反思性的政治。在反思的政治之前,生存竞争和利益分配属于初始状态,对外是霍布斯状态,对内是荀子状态,虽然有了统治,但尚无政治。统治只是实力甚至是武力的运用,而政治是以制度去解决冲突问题。简单地说,诉诸武力是前政治,诉诸制度是政治。政治制度的发明是文明的最重要成就之一,其重要性与生产技术的发明同级别。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的终结,即政治的开始,是利维坦国家的建立。这个理论想象与历史真实未必一致,或与文明初期的大型酋邦(chiefdom)有些许相似性,但酋邦没有利维坦的成熟制度水平,仍然属于统治的概念,尚未进入反思性的政治概念。反思的政治的一个重要起点是希腊城邦,另一个重要起点是天下体系。历史上实际的天下体系是西周的发明,但在精神概念上通常追溯到黄帝或尧舜,应该是一种推想。黄帝或尧舜时代仍然属于酋邦概念,或许在观念上已经初步有了天下的想象也未可知。

  

   关于黄帝或尧舜的政治概念,被描述为“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经常被后世解读为“无为而治”,恐怕是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一种联想式解读,以为“垂衣裳”是“无为”的文学化描述,这种理解实与本义有所偏差。老子的无为思想不仅比黄帝尧舜或夏商西周晚出很多,而且只是一个纯理论设想,至多在小国寡民的极简化社会里或许有效,但对于大规模政治的复杂社会就几乎不可行。事实表明,黄帝尧舜都是非常积极有为的,古代绝大多数圣王都积极有为,否则文明不可能得到发展。无为状态的文明即使有所发展,也恐怕比自然进化速度快不了太多,而且,无为政治依靠重复性的习俗而不是应变的制度治理,显然无力对付复杂的大规模社会。既然“垂衣裳”被历史当成划时代事件来记载,那么,对“垂衣裳”的合理解释只能是 :以制度代替暴力而建立秩序,从而超越了自然状态。正是因为制度的有效性胜过暴力,而且制度造就了一种“自动化”的治理,所以才能够安心而不费力地“垂衣裳”。只有制度才能够建立大规模的政治社会,这是制度所以能治的优势,正因为制度的治理能力超过了武力,才成为了成熟政治力量的主要资源和根据。

  

   “垂衣裳而天下治”提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个属于“复杂科学”的问题,即如何建立一个世界规模的普遍合作的天下体系?韦斯特在《规模》一书中讲述了他的有趣发现 :无论是生物还是人造机构都不可能无限扩大,都会受限于冥冥之中的某种有效生存规模,如果突破最优规模,就会导致崩溃。我们可以想象,基于天与天下的对称性,世界尺度应该是天下体系的天然规模。在遥远的未来,是否可能有宇宙规模(广义的天)的属于所有智能生命的天下体系,就不得而知了,那是属于科幻的世界(比如《三体》中的归零者联盟)。韦斯特还讨论了一个重要问题 :具有建筑式结构的公司在不断发展扩大中都会最终因为不堪重负而消亡,而网络式的城市却能够长生千年,因为网络式的关系具有固化结构所无的大量生长点,因而能够新陈代谢而维持活力。这个发现对于天下是个好消息,天下体系在理论上设定的基本性质正是网络性的关系。

  

   虽然网络、人工智能、量子力学、生物技术以及其他技术的发展能够为天下体系提供合适的物质条件,但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人类或许对付不了的隐患。这里无须讨论各种技术所蕴含的具体危险,只需考虑到,技术能够增加建构秩序的能力,但同时也因为维持秩序的耗费而增加了环境的无序度,或者说,技术虽有维持低熵状态的能力,但同时也导致熵的增加。目前人类尚无有效的无限策略或无限能力来维持一个永远的低熵秩序。在资源上看,世界终究是有限的,即使人们热切期待的可控核聚变也只能解决能源问题,并不能克服人们追求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冲突。对于无穷大的欲望来说,世界永远太小,因此,人类始终面对以有限性对付无限性的存在论难题。天下体系期望能够以普遍合作的良性循环制度而在文明内部形成“内无限”状态,一种康托式的无限性,从而保证技术用于人类共享的安全和福利,而不是用于竞争和战争。

  

天下政治是一种艺术


   任何理论都需要一个存在论的理由,否则只是一个思想神话。天下理论的基础是共在存在论,其理由再简单不过:人的存在需要与他人共在,没有共在就没有生活。于是,在人的条件下,存在论的问题就由“存在”转化为“共在”,共在的目的是生生。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霍布斯状态相反,生生意味着“一切人与一切人的共生”。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是最难解决而且是有史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可见政治难于全球脱贫或发展星际旅行。

  

最难的问题几乎都是最简单的问题,最复杂的问题最终都要落实为最难的简单问题,所以,如果解决不了简单的问题,也就无望解决复杂的问题。宇宙的科学问题显然比政治问题复杂得多,但政治问题却比宇宙科学问题更难,因为所有政治问题都遗传了一个最难的初始问题,即“他人不同意”,可以更准确地表达为 :给定任意一个有限资源或有限生存机会的可能世界,那么,不存在一个所有人都满意的制度或游戏规则。为了理解这个基本问题,在此可以简单地重温政治的演化路线 :他人不同意必然导致冲突,于是必须建立利益和权力的分配规则,进而发展为全方位的制度,通常表现为国家,国家之争进而形成国际政治,可是国际政治却不是对国家之争的解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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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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