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政府与行会经济秩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 次 更新时间:2019-10-22 00: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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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柏  

   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特尔在日本经济中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从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出现了少数的自愿组织的卡特尔,其中大部分都是由小规模出口商组成。这些卡特尔存在的时间很短。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重工业领域的卡特尔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它们主要控制销售环节,但很少控制生产环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卡特尔才开始同时控制销售和生产两个环节。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这样的卡特尔在数量上仍然很少(Haley,1991:146;Takahashi,1993:138-139)。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尽管产业范围的协同合作依然比较弱,但是财阀(zaibastu)开始结成企业集团(conglomerates)和由同一产业中多个同类企业组成的卡特尔不同,由各式各样的产业组织组成的企业集团能够协调多个产业的商务活动(Kunihiro,1941:7-9)。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以一种强制性卡特尔为形式、以行会为基础的秩序(associational order)开始在日本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进一步地发展成为强制性的产业行会(trade associations)。战争结束后,以行会为主导的秩序成为了日本经济的主要治理结构(Gao,2001a,2001b)。

   向行会经济秩序的转变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具有历史意义的现象。甚至在具有长期反托拉斯传统的美国,卡特尔的发展也在罗斯福新政的第一个阶段得到支持。那么日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哪里呢?第一,尽管美国与日本都努力使自己转向以行会为主导的经济秩序,但美国的努力很快就失败了。1935年,联邦最高法院对谢克特尔(Schechter)家禽公司与美国政府一案作出判决,宣布33年颁布的《国家产业复兴法》(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违宪。与之相反,日本则坚定不移地转向了强制性卡特尔和产业行会。第二,尽管日本努力模仿德国模式,力图创造一个广泛的以行会为主导的经济秩序,其效果却比德国弱得多。在日本,强制性的产业行会实际上由私有部门操控。第三,虽然效果相对较弱,但是以行会为主导的经济秩序在战后日本经济中却表现出惊人的持续性。我们应该如何解释20世纪30年代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日本卡特尔的兴起呢?

   在本章中,我将通过以下三点来解释日本政府如何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塑造了以行会为主导的经济秩序。首先,行会经济秩序在这个时期日本经济中的兴起,正是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1944/1957)所说的“大转折”(“theGreat Transformation”)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趋势,行会广泛地出现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它是政府在经济治理中作用发生转变的产物。在这个时期,政府的角色开始从保护私人企业的自由转变为维持经济危机时的政治稳定和为战争分配资源。其次,日本的宪政秩序基于它沿袭的大陆法系传统,而这种宪政秩序赋予国家的行政机构足够的力量去利用卡特尔作为政策工具。这对日本的行会经济秩序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再次,与行会经济秩序的兴起和政府经济治理角色转变相伴随的,是产权制度的社会再建构(socialreconstruction)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化的产权理念造就了新的产权制度。为了证明日本行会经济秩序兴起过程的特点,我将把日本与其他国家作一些简要的比较。我还会扼要地探讨以行会为主导的经济秩序在战后日本经济中的发展,从而揭示它对当代日本的重要意义。

  

   简单的历史背景

  

   至20世纪30年代早期,日本经济已经历长达十年的停滞。日本的银行业在1927年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两个月内有31家银行相继倒闭。1928年政府制定《银行法》(the Bank Law),力图通过清除小银行来整合银行业。结果是,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和第一成为了五大金融寡头。1929年,为紧缩金融和减少政府债务,日本政府解除了1917年以来实行的黄金出口禁令。但是取消黄金贸易禁令的做法不但引起了股市的强烈震荡,导致股票和商品价格急剧下跌,而且还在一个不适当的时机向国际市场开放了日本经济。日本解禁黄金出口仅三个月后,标志着大萧条来临的黑色星期二带来了纽约股票市场的崩盘。美国的大萧条很快波及日本。这导致了日本经济形势更进一步地恶化。在1929年到1931年间,日本的GDP缩减了18%,出口降低47%,家庭消费下降了17%,厂房与设备投资下降了31%,日本股票市场也宣告崩盘。如果我们以1921年1月的平均股价设为100,那么到1930年平均股价就只剩下44.6(Arisawa,1976:53-54)。

   经济危机带来了劳资纠纷的增长。1930年,有195850名日本工人卷入了2289起劳资纠纷,81329名工人参加了906起罢工。在农业地区,农林渔业的净产值仅仅相当于1929年的57%(Arisawa,1976:56)。许多家庭被迫卖女为娼。在一个受到严重冲击的村子,四分之一的年轻女孩被贩卖,村公所甚至被用作卖淫的交易场所。

   日本军方试图通过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来帮助国家度过经济危机,并于1931年9月18日挑起了侵华战争。这一选择给国家带来了长远的影响,使日本不仅和中国而且和在东亚有既得利益的西方势力展开了军事对抗。被公认为是侵略者的日本被世界各国所排斥。因为日本强烈反对国联(theLeague of Nations)的任何干涉,它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孤立。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会的权力持续下降。1940年,政府强迫所有政党解散并要求它们加入大政翼赞会(Imperial Rule Assistance Association)。该会成立的目的是要发起像纳粹和法西斯政党那样的全民运动。

   军事冲突给日本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日本政府依赖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在经济危机中得以生存。从1931年到1936年之间,政府预算规模增加了近200%。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在国民收人中所占的比例从56%增长到76%。在这五年中,军费增长2倍,从1931年的14470亿日元增长到1937年的34520亿日元(RengoJohosha,1938:17)。军费在政府预算中的比重从30.8%增长到45.8%(Arisawa,1976:86)。快速增长的军事开支带来了巨额政府债务。这些巨额军费无疑削弱了日本的国际偿还能力。以日元计算的贸易赤字也从1932年的6700万日元猛增到1937年的6.36亿日元(1976,203)。

  

   1931年的《重要产业控制法》

  

   日本政府1931年制定的《重要产业控制法》(TheImportant Industry Control Law)改变了私营卡特尔的性质,将其从一个以提高成员公司利益为目的的组织转变为政府的政策工具。这部法律规定,当一个产业中三分之二的公司加入卡特尔后,政府有权要求产业内的其他公司也同样遵守卡特尔所达成的决议。在此之前,私有公司有不加入卡特尔的自由,也可以不必遵守卡特尔达成的决议。但是在1931年国家《重要产业控制法》颁布之后,私有公司被强迫遵守由该产业中大部分公司组成的卡特尔所达成的决议。这部法律还规定,当政府认为卡特尔的决议妨害了公共利益时,政府有权将其改造或者解散。由于这部法律把权力授予了政府而不是法院,强制性卡特尔就被置于国家行政机构的控制之下。

   1931年制定的《重要产业控制法》引发了强制性卡特尔在日本的快速发展(图3.1)。在1933年的110个卡特尔组织中,96个组织的成立时间是有记载的。在这96个卡特尔中,只有13个在1920年以前就己经存在,有28个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而其余55个的成立时间则都在1930年到1933年之间。这110个卡特尔中,有33个在重工业领域,30个属于化学工业,11个在纺织工业(Takahashi,1933)这些卡特尔通过吸纳该产业多个公司的方式组织了产业的整个销售过程(Shimizu,1940:232-233)通过为生产和销售制定配额、制定最低价格以及联合营销,强制性卡特尔在限制市场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卡特尔的这些措施显著地改变了经济运行的方式。尽管在每个产业中,依然有一些私有公司还独立在卡特尔之外,但是与1930年之前卡特尔只能干预生产环节少数阶段的时期相比,此时的市场已经在更大程度上被组织起来了。

   《重要产业控制法》的颁布说明,日本政府在大萧条期间已经将其首要任务从保护私有企业的自由转变为稳定经济秩序。当时的日本立法者们认为,私有公司自发形成的市场秩序已经不再是治理经济的有效手段,因为追求财富最大化的欲望正是导致大萧条的直接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过剩的生产能力超出了战后内需所能吸收的水平,这导致了私有公司之间的盲目竞争。它们经常以低于成本的57价格来出售产品,这危害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Tsusansho,1964:49-50)。《重要产业控制法》的目的是“克服日本产业中的无政府状态和消除经济不稳定的根源”。根据商工省长官中岛久万吉(NakajimaKusamachi)的说法,政府主要关心的是限制生产过剩来达到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引自Takahashi,1933:63)。

   强制性卡特尔代表了以行会为主导的经济秩序的新阶段。这些卡特尔和民间发起的传统卡特尔截然不同。在这个新阶段,私有公司包括财阀集团的产权受到了限制。在过去的私营经济活动中,财阀们已经把分散独立的生产过程整合起来了,这使私有公司之间能够通过协调定价策略、市场渠道和产量来避免相互之间的零和竞争。尽管如此,财阀的协调依然是旨在提高各个企业集团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持整个经济的秩序。当经济面对类似大萧条的重大危机时,政府必须出面承担恢复经济秩序的领导义务。出于这个原因,政府的主要官员吉野信次认为,强制性卡特尔的建立是为了政府维持经济秩序,而不是为了私有公司追求利润(Johnson,1982:109)。

   以行会为主导的经济秩序在很多国家兴起并大范围扩张的现象,体现了自由市场的失败。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却表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在大萧条之前,日本政府采取了与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不同的市场竞争政策。一方面,日本在某种程度上和德国相似。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政府扶持财阀的发展,这些财阀是由那些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封建大商人家族所组成的。以三井集团和三菱集团为代表,这些财阀是主要的垄断者,他们统治市场并且明显地限制了竞争。在这一时期,政府的目标是强化财阀的产权,期望他们能够增强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在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并没有按部就班地遵循德国模式。尽管在1884年到1902年间,政府试图通过地位合法化和免税的方式,来鼓励发展由中小规模公司组成的地方商会及产业和商业行会,但是并没有形成强制性卡特尔和强制性产业行会。

1931年的《重要产业控制法》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国家的宪政秩序,即国家行政机构拥有制定和实施规则的强大权力。约翰·海利(JohnHaley,1991)认为,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法律系统受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这一法律传统不要求权力实施准则,“法律”意味着惩罚,法典和法令是管理性和惩罚性的,法律规定都是说明性的。在这样的法律中,没有权利,只有义务。尽管可以在传统的东亚法律中找到和现代意义上“公民的”或者个人的法律制度相对应的内容,但是它们一般被表达为一些命令。违反这些命令将承受法律所规定的由执法政府行政实施的惩罚和处置(Haley,(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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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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