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竟然有这样的学术著作——朱崇科《广州鲁迅》杂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1 次 更新时间:2019-10-18 23: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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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摘要】: 朱崇科的《广州鲁迅》,首先显示了朱崇科没有起码的造句能力,甚至连许多常用词都用错了。这本《广州鲁迅》完全是拼凑而成。大量引用( 直接和间接) 他人观点,是朱崇科基本的拼凑方式。而在朱崇科这本《广州鲁迅》中,自己的同一番话反复出现的现象,更是屡屡出现。朱崇科多次提及和引用房向东的《孤岛过客: 鲁迅在厦门的135 天》一书。朱崇科在借助房著时,多处做了注释,但是,在仿效房向东解读鲁迅生活中的某些细节时,没有以任何方式提及房向东,让人认为这些解读完全是自己的创见。这也是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广州鲁迅》在涉及鲁迅生平时,常识性错误之多,也让人惊讶。

   【关键词】: 朱崇科; 鲁迅研究; 《广州鲁迅》

  

  

  

   平时逛书店,见到关于鲁迅的书都会翻翻,如觉有点意思,就会买下。前些时候在书店见到一本名为《广州鲁迅》的书,作者朱崇科。书的封面右上角印着“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字样。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8月出版。书的版权页之后,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关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出版说明”。这个“说明”强调: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这就意味着,这本《广州鲁迅》是经过严格评审的国家社科基金一类重要项目,这当然让我肃然起敬。但翻到“绪论”,读了两段,却疑虑顿生。“绪论”这样开头:

   鲁迅( 1881 年 9 月 25 日—1936 年 10 月 19 日) 先生担任正教授的时间并不长,如果以聘书的有关事实为标准,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颁发给鲁迅的教授聘书( 1926 年 2 月 1 日,国文系) 开始到中山大学1927 年 6月 6 日同意鲁迅辞去教授职务为止,周树人教授时期也才断断续续维持了 1 年零 4 个月。这期间分别包括了北京女子大学时期,厦门时期和广州时期三个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8月版,第 1 页,以后抄录该书时只注明页码) 。

   这全书开头的第一段,就读得我一头雾水。“先生”是对鲁迅的敬称,但既然加了敬称,“鲁迅先生”就是一个整体,怎么能从中间剖开,插入生卒年? 学术著作,本不应加这类敬称,但既然一开始加了这种敬称,就应该一直敬下去,怎么后面又不敬了? 在大学的职称序列中,并无“正教授”这种名目,只有讲师、副教授、教授这样的称谓。所谓“正教授”,是并非正规的口头说法,只是在刻意与“副教授”区别时才可能有这样的口头表达,而鲁迅并未当过“副教授”,特意强调其“正教授”身份有何必要? “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维持了 1 年零 4 个月”,这是一句话,但在一句话中却出现了两个人: 一个叫“鲁迅”的人接受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聘书和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而一个叫“周树人”的人将“教授时期”维持了“1 年零 4 个月”。“鲁迅”即“周树人”,这是常识,但这两种称谓难道是可以这样任意变换的吗? “周树人教授时期”,又是什么意思? 如果“教授”是名词,此语便不通; 如果“教授”是动词,就与“正教授”这种职称无关,同时也与实情不符。“分别包括了……三个阶段”,则不通至极。“分别”是分头、各自的意思,几个人各自做某件事,或某个人同时做几件事,才能“分别”,例如,“张三和李四分别去北京和上海”; “老赵今天分别与小孙和小钱谈了话”。北京时期、厦门时期、广州时期是同一个鲁迅先后当教授的时期,何须“分别”? 而在“分别”后面还加上“包括”,就更是荒谬。

   朱崇科接着写道:

   如果从大学教授教书育人的视角来看,这三个时段中,广州时期则更为专业,鲁迅同时还担任了教务主任、文学系主任、学校组织委员等职务,北京时期则是活动和事件远远多于教学实践,而厦门时期居中( 第 1页) 。

   这段话在文法意义上的不通暂不说,只说它表达的观点。在朱崇科看来,一个大学教授,如果仅仅是一个“教授”,是“一介平民”,那在“教书育人”的意义上,就不能算很“专业”,必得同时还有一官半职,才是更“专业”的“教书育人”者。换句话说,大学里的那些有着教授职称的主任、院长、处长、校长,在“教书育人”的意义上,是比任何一个仅有教授职称而没有官衔的人,更为“专业”的。

   这样的观点有点让我茫然,于是决定把这书买下,好好读一遍,看到底说些什么。通读全书,我为有这样的学术著作而纳闷不已。

   读《广州鲁迅》,我最惊讶的是朱崇科的语文水平之差。许多常用词语,许多小学生都应该懂得的词语,朱崇科都用错了。用词不当,是文理不通的表现之一,但文理不通不仅仅只表现为用词不当,更表现为文法意义上的错乱,或者说表现为造句能力的欠缺。坦率地说,朱崇科没有起码的造句能力,句子要么残缺不全,要么骈枝赘疣。语无伦次、文法意义上的错乱,不是偶尔一见的现象,而是一种常态,全书就是由文理不通、语无伦次的文字连缀而成。当然,这样说并不准确。书中有大量的引文。更准确的说法是,全书是用文理不通、语无伦次的话,连缀起一段又一段引文。要在朱崇科自己的话中,找出一句文从字顺的话,是很难很难的。

   朱崇科也不懂基本的学术规范,甚至标点符号的用法、注释的做法,都经常出错。学术著作,当然可以引用他人的论述,但引用也有一个限度,尤其直接引用,不能过多。但朱崇科的《广州鲁迅》,一方面是大量地间接引用他人观点,也就是用自己的话转述他人的看法,另一方面就是用引号的方式直接引用他人论述。间接引用姑且不论,光是直接引用,就多得令人不可思议。如果统计一下《广州鲁迅》中的直接引语,即使不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也肯定在半数以上,而这是对学术规范的严重违反。实际上,朱崇科这本《广州鲁迅》,更合适的书名应该是《关于“广州鲁迅”的言论汇编》。

   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本《广州鲁迅》是七拼八凑而成。书中的每一章,都没有内在的逻辑,全书更不成系统。大量引用( 直接和间接) 他人观点,是朱崇科基本的拼凑方式。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朱崇科的这本《广州鲁迅》有三十多万字。但鲁迅在广州毕竟只有数月时间,即便把他人关于“广州鲁迅”的言论都拼凑在一起,也很有限。为了凑篇幅,朱崇科便不断地重复引用。一般说来,他人的同一段话,在同一本书中,不应以加引号的方式直接引用两次以上,但此种直接引语的重复,在这本《广州鲁迅》中并不鲜见。而朱崇科更常用的重复方式,是反反复复地转述他人的同一观点,尽管这些观点早已成为关于鲁迅的常识。翻读这本《广州鲁迅》,你会发现朱崇科总在颠三倒四地说着同一件事,总在绕来绕去地表达着同一种观点,总在原地踏步地强调着一些常识。如果说,重复引用他人的同一段原话是不讲规矩的行为,那自己的同一番话,在书中重复出现就更是对规范的严重违反了。如果说,重复引用他人原话的现象,在其他人的著作中还能偶尔一见,那自己的同一番原话在书中反复出现,则是极难见到的现象。而在朱崇科这本《广州鲁迅》中,自己的同一番话反复出现的现象,屡屡出现。如果说,同一个看法,重复出现是很难避免的,那文字表达总会不同,而朱崇科重复的是同一种文字表达。长达几百字的同一种文字表达在《广州鲁迅》中的重复,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常见现象,有多处文字甚至出现三次以上,这实在堪称奇观。

   这本《广州鲁迅》中,常识性错误之多、之奇,也是十分罕见的。一本研究鲁迅的学术专著,连鲁迅生平中的许多常识都搞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这本书虽名曰《广州鲁迅》,但朱崇科用了很多篇幅谈厦门时期的鲁迅,这也无非是为了凑篇幅。翻读到《广州鲁迅》中的“厦门鲁迅”时,我的目光放慢了。朱崇科多次提及和引用房向东的《孤岛过客: 鲁迅在厦门的 135 天》一书。房向东出版过多种关于鲁迅的著作。这本《孤岛过客: 鲁迅在厦门的 135 天》,2009年1 月由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出版。房向东对鲁迅生活中的某些细节的解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朱崇科在借助房著时,多处做了注释,但是,在仿效房向东解读鲁迅生活中的某些细节时,没有以任何方式提及房向东,让人认为这些解读完全是自己的创见。这也是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

   不是说朱崇科完全没有自己的看法。在引用、转述、借助他人观点之后,朱崇科也会有所发挥。然而,朱崇科的“借题发挥”,往往令人啼笑皆非,往往令人感到朱崇科对鲁迅其实没有基本的感觉。

   下面,举些例子,谈谈这本书的谬误。

  

  

  

   前面说过,朱崇科的这本《广州鲁迅》,以加引号的方式直接引用他人的话,保守地估计,篇幅也占全书半数以上。翻开书页,触目皆是引号,像一群蝌蚪静静地停在水洼里。以加引号的方式直接引用他人的话,在前面的某人“说道”、某人“论道”等提示语后面,应该用冒号,这是小学语文课上的内容。但这本《广州鲁迅》,所有的某人“说道”、某人“论道”等提示语与直接引语之间,都是逗号,冒号这样一种标点符号,对于朱崇科仿佛根本不存在,这也是很让人纳闷的事情。

   标点符号的问题太小,不说也罢。现在举一些常用词语错用的例子。

   1、“反思”

   “反思”本是一个西方哲学的概念,现在则成了汉语中的日常用语,朱崇科喜欢用“反思”,也是在日常用语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的。所谓“反思”,指思考过去的事情,对过去的事情重新认识。所“反思”的事,必须是反思者亲自做过的事。一个人只能“反思”自己的过去而不能替他人“反思”,更不能替古人、前人“反思”。但朱崇科并不懂得这一点。先举一例:

   多数研究不能更立体而多元地反思鲁迅文本的丰富世界( 第 23 页) 。

   这句话把“鲁迅文本的丰富世界”作为研究者“反思”的对象,但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只能“反思”自己过去的研究,而没有资格替鲁迅“反思”。这句话的不通之处也并非只有“反思”的错用。“立体而多元”的“反思”是怎样的“反思”,不可想象。“反思”有着从过去的事情中吸取教训之意,而“文本的丰富世界”如何成为“反思”的对象? 即使把主语换成“鲁迅”,这句话仍然不通。再举两例。

   宋云彬写道,“我知道鲁迅先生没有和他的故乡失掉了关系……”仔细反思这句话,也可发现其要求中的不实之处,实际上,鲁迅是真正活在广州的( 第 168页) 。

   在这里,朱崇科是替宋云彬“反思”。这番话的不通也不仅在于“反思”的错用。

   “要求中的不实之处”,也是不通的说法。“要求”有合理与否之分,没有实与不实之别。

   反思廖、鲁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在粉丝———偶像的互动关系中,鲁迅对待粉丝们是相当仗义的( 208页) 。

   “廖”指廖立峨。在这里,朱崇科是要替鲁迅和廖立峨“反思”二人的关系。这句话的不通,同样不只有“反思”的错用。这是一本研究鲁迅的专著,在谈到鲁迅与任何人的关系时,都应该把鲁迅放在前面,所以“廖、鲁关系”的说法非常违反常识。“fans”译为“粉丝”后,就成了不很“正经”的词,作为学术表达的用语,十分不当。在“廖、鲁关系”中,只有“廖”这一个“粉丝”,说鲁迅对粉丝“们”相当仗义,让人莫名其妙。

   2、“矗立”

1927 年 1 月 19 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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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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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2015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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