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教育与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0 次 更新时间:2019-10-10 23: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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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  

   一、教育与需求的关系

  

   教育的扩大与学生的增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时下最流行的解释是,社会需求导致了教育的扩张。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历史事实上看,这肯定都不是唯一解。历史学家贾志扬在其《宋代科举》中说:“福建的福州府1090年在3000考生中只有40个举人名额(1/75),而1207年18000名考生中只有54个举人名额(1/333)。两浙西路的严州,1156年在1781个考生中有18个举人名额(1/100),而在1262年在7000多名考生中只有18个举人名额(1/389)。”(贾志扬,1985,56~58)中国科举历史上考生的膨胀足以证明,学生数量的增加并不都是社会需求的增加所导致。上述福州录取名额仅仅增加了35%,考生数量却增至6倍;严州录取名额不变,考生数量增至3.74倍。它们说明了,社会需求和供应间的一种不对称。教育在供求方面还有另一种不对称。比如当今的职业学校,政府努力促进其规模的扩大,社会对技工日趋旺盛的需求,都改变不了考生们始终报名不踊跃的现实。综上所述,社会需求与供应间存在着两种不对称:一个旺盛的社会需求可能吸引不到足够的社会成员;一项数额有限的社会需求却可能吸引到大大超额的社会成员。古今社会之差异不可谓不大,但人类成员博弈中的策略就那么几种,博弈策略跨越空间是颇为正常的。古今教育中学生数量超过了需求的最重要原因是地位追求。

   在考生的膨胀,乃至教育的膨胀上,古今社会当然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

   差异之一是,昔日是单向膨胀:考生;今天是双向膨胀:考生与学历。古代科举录取额度的变化是微小的,与现当代大学的扩招相比,几乎可以看作固定不变。录取名额不变,而考生急剧增长,每每诱发科场舞弊丛生。古代科举总是从王朝初期的清明走向晚期的舞弊,竞争愈演愈烈是重要的成因。与舞弊对应,当代学生与学历双向膨胀的最主要结果是,学历的注水与贬值。那么舞弊呢?双向膨胀之下,竞争的激烈应该远逊于古代,但耐人寻味的是考场舞弊在当代中国社会却也日益升级。原因是当事人都清楚的,学历的膨胀并未缓解竞争,高端的竞争从高校学历转向名校学历,从本科学历转向研究生学历。就是说,发放学历的增加,没有缓解竞争,甚至助长了竞争。这是始料不及的,也是有待解释的。

   差异之二是,古代社会中的全部进士和半数举人被皇家录用。当代拿到了学历的高校毕业生,要到市场上去谋职。市场的特征是多元,即无数个买家。市场上用人单位的多元化,加上工业化、技术化导致的对人才需求的增加,扑朔迷离,刺激同学们狂热且盲目地投入到竞争之中。最终当然要水落石出,很多人注定要失业,因为岗位的增长追赶不上考生和学历拥有者的增长。但即使是毕业即失业的信息,也不能如想象中那样有效地抑制教育的膨胀,很多本科毕业找不到工作,或预感找不到工作的人,去读研究生了,将择业的困难推到日后。这一策略明明是就业艰难的信息所使然,却进一步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乃至待业大军的扩张。西方学者将此种选择解释为“储藏理论”,他们说:“一种可能是,学校的招生只有在许多青年人在就业市场上找不到工作时才出现扩大。”(沃尔特斯,2000,323)

   以上我们论证的是,教育的扩张未必是社会需求拉动的。不然它为什么极大地超出呢?

   毫无疑问,学历是很多人趋之若鹜的需求,进大学或许不是最终的愿望,却是必要的环节。那么可否认为,大学的扩张,是无数学生和家长,即所谓大众的需求所导致的呢?这一说法远不能完成一种解释。大众有诸多需求,但不管其中一些需求多么旺盛,都召唤不到供应。中国的无数公民需要廉租房,但那是呼唤不来的,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是靠出卖地皮来托举的。从开发商高价买到的地皮上怎么可能建起廉租房呢?中国相当数量的公民需要公费医疗,他们没有能力购买医疗保险。国家理应在医疗上庇护全体公民,能在什么程度上庇护就在什么程度上庇护,不能在较高的程度上庇护,可以在较低的程度上庇护,重要的是覆盖全体公民。而现实的情况是多数城市人受到较高程度的庇护,农村人得不到庇护。不扩大医疗资金的投入,即使要在很低的程度上庇护所有公民,也要减少对城市人的庇护程度。如此便要触动城市人的利益,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谈何容易。既然大众的需求呼唤不来廉租房和全民的医疗保障,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只靠大众的需求便可以导致教育的扩展。

   那么教育扩展是如何得来的呢?三股力量的合谋。其一是诸多学生和家庭的需求。其二是大学,虽然在中国的国情下,大学的管理者要服从政府的指令,但是他们不是消极地服从和执行大学扩张的政策,而是主动地要求和推动扩张。唯有扩张他们才有更大的财权、人权和地盘。高校教师面对扩张,在利益和心理上是错综复杂的。扩张让更多的教师上岗,多数教师可以间接地、程度不等地扩大自己分到的那一杯羹;扩张常常造成一所大学两个校园,增加了教师们的交通负担;扩张常常破坏了校园文化,降低了教学质量;这一切都不可能不影响教师的心理。但是不管他们如何看待,没有发言权是他们当下的现实地位,因此在这一“合谋”中几乎没有应该唱“主角”的教师的存在。其三是政府,20世纪中这个世界上的各国政府在政体与文化价值的选择上,差异巨大,却罕见地在一桩事情上殊途同归,就是发展教育。沃尔特斯所说不无道理:

   无限制的教育增长——好似教育中市场经济规则的运行——并非失去政府干预的结果。相反,这是政府有意要实施的政策,至少目前我们谈到的几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是这样。无限制的增长既能使精英阶层保持自身教育上的优势地位,又能给工人阶级提供了比以前更多的教育机会,从而同时“买断”了这两个社会群体在政治上的支持。(沃尔特斯,2000,337)

   民主国家的政府有着讨好选民的巨大动力,专制国家的政府也愿寻众人称道的政绩,谁都不愿放过。如此一石双鸟的政策投合的是政府决策人的功利心。这还只是他们心理中的一个层面。另一层面是认知与理想。或许走到今天这步田地,他们中的后觉者(当然不乏“不觉者”)也不再笃信教育扩张的功能尽是正面的了,但在上个世纪,大力发展教育几乎成为这个世界上超越了政治制度的如日中天的意识形态。做事情第一要紧的是动力。而如果能同时有两个动力来驱策,那事情一定会如虎添翼,加速度前行。功利加理想,正是教育发展中官家行动的双引擎。这还没完,还有校方的热烈请战和全力实施,学生的踊跃报名和学费投入。一时间,四美具,两难并,可谓盛宴难逢,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二、教育与发展的关系

  

   教育与发展是什么关系?不可大而化之、一概而论。其中有清晰处,有模糊处。

   对个人比较清晰的是收入增长,即学历与薪水成正比例关系。总体上,学历越高,收入越高。

   学历与能力的关系则要模糊得多。二者间难以看到较高的相关性,可以从几方面来论证此种可疑性。谋求高学历的很多当事者,其自身的目的就不是为了提高能力,而是为了贴上标签,在择业中增添筹码。当越来越多的人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囚徒困境”,个体很难幸免于外,于是谋求高学历的行为中,从动机到效果,相当大的比例,与提升能力弱相关。竞争学历的过程中总要比出高下,且不能亵渎了公正,于是要挖空心思设置很多智力上的障碍。北京大学的博士生英语考试题目极难,很多托福考试获高分者都要如履薄冰,认真备考。这里的应试能力和真实的英语能力相关吗?当然是存疑的。问题在于它是必要的。我的一位农村出身的高材生说:外语考试必须难些,它的判卷排斥了主观性,不然我们这样出身的人,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就是说,天才少年希望考试中设置没有实际用途的智力高门槛,不然恰恰是他们有落选之虞。可见这种两难。布尔迪厄说:

   对人们所担任的职务有用处的大部分技能每每都只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获得,而人们通过称号所实际拥有的,或者说得到正式保证的主要技能,如古希腊语,或者画法几何学等方面的知识,却从来都得不到运用。从学校里获得的技术性能力在职业实践活动中运用得越少,或者说运用的时间越短,确保这些能力的称号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就越大。(布尔迪厄,1989,114)

   在激烈的学历竞争中,这种二律背反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因为学习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比试。比试要公正,就无暇考虑实际工作的需求了。实际工作中的常规需求考不出高下,而实际工作中有待创新去克服的难题适合进入试题者即使不是没有,也属凤毛麟角,绝对不能持续进入试题。

   学历竞争必然导致在学校滞留的时间越来越长。从进入小学到读完硕士学位要19年,到读完博士学位大约要23年。相当高比例的社会成员读这么多年书,是社会的需要?提升个人的能力有必要做这么多年学生吗?

   现代的社会生活早就跨出了熟人的圈子,在更大程度上它开始在陌生人中展开。在熟人的社会中对一个人能力的判定依赖于长期的接触。熟人间的人格信任系统,无法支持陌生人组成的新的社会生活的展开。为帮助人们在茫茫人海中判定人才,新的社会信任系统脱颖而出,学历就是其一。学历当初一定很好地发挥着这一功能,帮助单位和公司录用人才。但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博弈。于是学历的竞争增加了,满足此种需求,学历的发放也增加了。学历一旦膨胀,便扭曲了就业市场,扭曲了能力与薪水的关系。拉米雷兹和沙伯特说:

   学历证书的等级可能会扭曲市场,因此正在削弱生产力与工资间的联系。在真实的范围内,全世界对正规学校教育的重视在日益增长,这可能增强了把正式学历用作找工作的资格证的趋势。因而不断增长的学校教育个人回报率完全不必伴随着个人生产力的增加。(沙伯特、拉米雷兹,2000,220)

   社会认同学历与能力的关系,而学历与能力已渐渐脱节,社会上的学历观必然滞后于学历悄悄发生的变化。学历从社会生活中的积极的信号走向误导,是这样一种逻辑:“学历意味着能力——它带来了高薪水——刺激社会成员对教育和学历的追求——学历膨胀后开始注水——却依然可以带来高薪水”,这或是因为人们认识上的惯性,或是因为无所适从之下只好依然凭借失灵的信号。

   综上所述,教育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有清晰处,是收入;有模糊处,是能力。

   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远比教育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更模糊。(参阅沙伯特、拉米雷兹,2000,217)中国经济起飞的原因,排在前三位的应该是:一政策,其实那不过是回归常识,但没有这一转变就没有之后发生的一切。二投资,中国市场的巨大,导致即使有潜在的风险,域外的商人也唯恐失去了先机,不敢不投入。三廉价劳动力,这是后发国家的优势,也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遗产。相比之下,教育对中国经济起飞的作用是模糊的,很难挤掉上述某项,列入三甲。且因为在我国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主导产业几乎一直是低端制造业,它对人才和教育的依赖较弱。

   教育对社会文化、道德、政治层面要比其对社会经济层面的影响更难评估。且其中不乏不乐观的因素。因为严酷的科举竞争恶化了学习过程,也便恶化了学生们的心态。此一过程封闭了少年们感知科学与社会的触角,几乎吞噬了他们的全部精力,故难以哺育他们认知的好奇心,铸造他们宏大的理想和对社会正义的关怀。

教育的扩张是否促进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答案依旧是不乐观的。七八十年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较好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以后这一作用何以削弱了呢?因为生物世界的特征就是博弈。一个制度建立初始与其延续过程是大不相同的。初始时大家都天真无知地面对,其后则是精心谋划各自的策略,以求成为现存制度中的适者。大家都要策划,当然是权势阶层更有办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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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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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吾国教育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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