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露:“世界知识”与“世界观念”:清季民初的一种话语权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 次 更新时间:2019-09-30 23: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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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露  

   内容提要:“世界知识”和“世界观念”作为主观褒扬的集合概念,屡屡出现于清季民初时人笔下,透露出对“世界”的推崇与向往,成为一种话语权势,影响巨大。对这些“世界”相关观念,清季的提倡看似范围广大,而实质在于欧美政教思想和中外交流知识。民初的鼓吹在具体事务中更见效用,同时进一步显现出外倾特点,不但以西方为重,还以西方为目标和依归。这种现象折射出近代中国在“走向世界”过程中对“世界共同性”的迷信和对民族文化本位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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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今日,作为固定的组合,“世界知识”“世界观念”和“世界眼光”“世界水平”以及各种“世界级”,仍是对规格、层次的褒扬与赞美的常用语。从词语上讲,这是“世界”近代含义转变的表现。“世界”源自佛典翻译,兼具时空含义,在古代除佛教用法外,主要意指世间、境界、局面、领域等,总体上笼统而宽泛。到近代落实为指称地域上的全球,但又并不固定,表现出主观认定、可大可小的鲜明特征和推崇西方、学习西方的价值倾向。①从根源上讲,这是近代中外形势变迁的结果。“世界”既有放眼全球的宏观,也有偏向欧美的重心,代表的不只是眼界的扩大,更是方向的确定,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在西方压力下由被动抗拒到主动融入的艰难求索。“世界知识”(或称为智识)和“世界观念”最早出现于清季民初,探寻其实际所指、作用影响和思想根源,不仅可以丰富对“世界”这一重要观念近代演化与运用具体过程的认识,还能深入把握近代中外形势变迁下,国人思维取向上理论依据和话语权势的演变以及本民族文化话语建立之艰难与重要。

  

   一、实质:名曰“世界”,实则欧美

  

   “世界观念”和“世界知识”作为固定组合概念提出,一开始就与外人外事关系密切。1903年,《中外日报》广告称新出之德国布勒志原著、叶浩吾译《世界通史》一书“有世界观念者不可不人手一编”②。镜今书局对该书的简介则称“生乎今世界而不知环球之大势者,谥之曰盲。知环球之大势而不能寻其起原,探国家兴亡之轨道,究人群进化之阶段者,亦无以促文明而应时变”③。可见,该书之所以对于“世界观念”有重要性,在于其中包含了国家兴亡、人群进化的事迹,而这些事迹又与当下中国的国运密切相关。

   1907年3月6日,《申报》刊出《世界之全智》,称如今环球各国商务与外交联系日益密切,且“印刷家年出新书数千百种,类皆利用民生且其势力至大,并得借以流布世界之智识,各国人民日见亲密”④。“世界之智识”的重心在于各国间的商务与外交,且能导各国人民于亲善。同日,又有《世界之国民》一文,称“世界之国民者,必正直无偏,能具世界之全智,从不拘限于其祖国也”⑤。5月3日,推介《环球胜地名画录》,则称“我国人士,近日渐有世界观念,争思游历外洋,以扩闻见”⑥。“世界观念”与扩张对外见闻互为因果。9月25日,为《大英百科全书》广告,称该书为“世界智慧之金库”,“欲得世界大概之知识”,除亲身阅历,浏览此书最为有效。⑦10月23日,再次以《中国之大幸》为题推荐该书,称其为“世界智识之总数也,于泰西世界智识,尤为详尽”⑧。“世界智识”不仅是求知范围的扩大,还有泰西这一重心所在。

   西人亦在鼓荡。李提摩太于1908年12月推介《万国历史汇编》特别说道:“世界事理自无而有,其辨别也难,循迹以求,其效法也易。”该书“譬黑夜之灯光,既导人避泥滓,且俾人遵循大路,而至所欲至之室。中国昔为文明首出,今退居他国后,其必求日跻也明矣,而是书实开导中国左右世界之力,与万国同底太平也”⑨。“世界事理”与“世界知识”名不同而实接近。李提摩太毫不扭捏,以中国落后为前提,以先导自居,希望中国循迹而与万国一起左右世界,同享太平。

   一时间,“世界知识”成为时人的熟语,时人对此不仅引介,还积极呼吁,不仅用来规划现实,还被用来倒叙往事。1908年,蒋智由发表《社会国家相关进化论》提出,中国欲得善良之国家,首先不可不明白人民对于国家权利义务之观念,还需要“有世界之知识、公共之道德”⑩。同年,鞠普“论习惯之碍进化”时也提出“世界交通,自有世界之学,斤斤自守,亦徒见其小耳”。(11)次年,江义修“论阅华商联合报之有益”,称该报可以“使阅者知中国国家现处商战世界之地位为何等,中国国人现处商战世界之人格为何等,庶几由比较而感觉之,由感觉而激刺之”,从而奋发有为,“唤醒其国家观念与世界观念”。(12)又据《申报》报道,两湖同乡京官拟联名上书恳求为戊戌年免官的陈宝箴开复恩谥,理由是陈“富于世界知识,而又学有本原,实为近世督抚中所罕觏”(13)。

   1910年,梁启超撰写《说常识》,将常识分为“本国常识”和“世界常识”。“世界常识”可视为对“世界知识”重要性的拔高,而梁启超的界定,既明确了其基本内容,又将其与国家意识直接关联。其言曰:

   为国民之一分子,而于国中必需常识不能具备,则无以自存于其国。为世界人类一分子,而于世界上必需之常识不能具备,则无以自存于世界……夫个人而常识缺乏,则其人不能自存于世界;一国之人而皆常识缺乏,则其国不能自存于世界……以吾所见,全国中大多数之愚民,其常识之分量程度去标准太远者不必论,其所称学士大夫者,可分为二种:其一、则略有本国之常识,而于世界之常识一无所知者,普通一般官吏及老师宿儒是也。其一、则略有世界之常识,而于本国之常识一无所知者,普通一般之外国留学生是也。夫吾侪既为国民一分子,以与国人交,同时又为世界人类一分子以与各国人交,而此两种常识者,不能调和而常缺其一,则犹之无常识也。(14)

   从其同年所作《官制与官规》中,则可看到世界常识比本国常识更重要:

   今日所谓学识者,属于世界之知识者半,属于本国之知识者半。欲求世界之知识,其得于学校者半,其得于学校以外者半。留学生之资格,所以优于非留学生者,谓其能从学校中得有世界之知识。(15)

   这一年,他怀抱“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的宗旨创办《国风报》。(16)在该报叙例中,提出“健全之舆论”发生之因缘5项,第一项即为“常识”。所谓常识,除“自然界、社会界之重要现象,其原理原则,已经前人发挥尽致,为各国中流社会以上之人所尽能道者”外,还有“本国及世界历史上之重大事实,与夫目前陆续发生之大问题,其因果相属之大概”。(17)

   梁启超在本国常识与世界常识之间的畸轻畸重,时人不难看出。章太炎提出“本国人有本国的常识,就是界限”(18),颇有针锋相对的意味。章氏之言显然抵抗不住滔滔而来的“世界大势”刺激起对“世界知识”“世界观念”的无限热情。在此前后,有人主张小说“宜倾向于世界的、国家的、政治的、社会的、科学的诸方面”(19)。世界俨然一个跟国家、政治、社会、科学并列的专有名词,自然不是纯粹的地域所能尽意,含义未必清楚,意思却相当正面,主张亦甚坚决。报界俱进会上,劝业研究会会员姚孟埙演说“正当之舆论须有世界观念,与夫世界观念为国民之必要”,认为“设使吾人有世界观念,必能自觉外祸之棘”(20)。“世界知识”如万金油一般处处必要,“无世界智识者”甚至“不足以经营蚕业”。(21)

   “世界观念”不仅成为立论的时髦,更俨然正当的化身。1911年初,周佩宜等发起成立世界女子协会,关于定名特意说道:“(甲)女子为国民之母,须有世界观念。今国民程度幼稚,但知竞争乡土权利,而无雄飞世界之思想,致外人疑为奴隶性质,此在母教,亦分其咎。同人有见于此,特冠以世界二字以自警,此本会命名之义也。(乙)本国女学幼稚,视世界列国女权大昌者,未足比伦,急宜采集世界之所长而去其短,以竞争优胜于天演时代。况万国女界本宜交通,庶进化速而效果宏,并以祝世界之大同焉。此又本会之余义也。”宗旨则曰“联络世界情谊,振兴女权,结合团体,互相维持保护,并练习技能,交换知识,切磋学问,陶镕德性”。(22)

   稍后,上海少年会的名称明明没有“世界”,但在说明定名时,从内容到形式却几乎照搬世界女子协会的解释:“(甲)须有世界观念。国民程度日求文明之进步,时存社会之思想,盖吾国自数千年以来,但知竞争乡土之权利,而无雄飞世界之毅果,致外人视之为奴隶性质,岂不可慨。同人等目击心伤,有见于此,爰特冠少年二字以自警,此本会命名之义也。(乙)我国民于德智体三育,较之列强相去远甚,急宜广采全球之现象,从其所长,去其所短,以竞争优胜于天演时代。为希望社会文明,交通进步之效果,俾得庆三育之大同焉。此又本会之余义也。”(23)宗旨也是几乎复制,可见“世界观念”“雄飞世界”的强大号召力。

   再往后,《妇女日报》就其设定外国时事栏目特意解释道:“外国时事似与妇女不甚关系,然今日世界交通,凡为国民,不可无世界的观念。且欲知今日自国所处之地位,尤不可不先审世界大势,方足以资警悟。吾国妇女素囿于见闻,故欲增广其智识,不能不使其略知外情。”(24)“世界”的观念与智识,多半是外国政教思想或中外交通情形,而这些又与自国之地位及未来密切相关。

  

   二、效用:看似公允,实则外倾

  

   辛亥鼎革,民国成立,进入新时代,走向新世界,“世界知识”和“世界观念”更有了见诸行事的运用。南北议和期间,《申报》报道,奕劻面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询问列强对南京政府的承认问题。“朱公使笑曰,南京政府有价值与否,姑不具论。唯其人物尚知有世界观念,较贵国当日之政府,其程度日高出万倍。奕劻赧颜而退。”(25)这则立场鲜明、不无揣测的报道的真实程度姑不具论,但运用“世界观念”进行评判所产生的直接魔力(赧颜而退)和舆论效应(报纸报道),则可见一斑。

   这时的“世界知识”和“世界眼光”,不止个人零星的主张,而是社会普遍的风气,也不再仅仅是盼望性的呼吁,有时已经成为明白的自我标榜。1912年4月,《民声日报》称扩张后特色之一为“注意国际”:“本报另增一页,专载各国要电要闻,并加以批评论说,以期国人洞悉外情,养成世界观念”。(26)甚至有人批评佛门中的不平等现象时,也归结于“蠢然无识之僧侣无世界眼光”(27)。5月11日,《神州日报五周年大祝典通告》表示要“扩张内容,改良印刷,振固有之精神,拓世界之观念”(28)。同日,黎元洪致电勉励共和党诸公“坚持宗旨,共襄政纲,合世界为眼光,本国民为怀抱”(29)。黄兴在《布告各界文》中亦自称“兴湘上鄙人也,文质无所底,然稍具世界观念”(30)。

   更重要的是,相关世界观念在重大国事上已经见诸行事,时人开始用“世界知识”(有时还强调是“新世界”)来规划新生共和国的各项事宜。民国初建,绍兴公民杜熊文上书大总统,提出用人“应力破意见,悬格以求,以具有新世界知识、旧政治经验二者为准绳”(31)。还有人说“为参议员者,须有政治之知识,世界之眼光,又熟悉国内之现状而后言论有价值,可望谋国利民福,不谓糊涂”(32)。

   6月29日上午,参议院公开特别会商议继任总理人选,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代表大总统袁世凯前往说明拟定陆征祥为国务总理之理由,分内政外交两方面陈述。外交方面,认为中国尚有一些地方未能统一,而这些地方均与外国有重大关系,作为总理必须善于周旋各国之间。内政方面则说:

吾国现在改建共和,当从闭关国家一跃而立于世界的国家之地位,如是则国务总理不可无世界的眼光、世界的政策。各部总长各以所计划提出于国务会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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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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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社会科学战线》 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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