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颖 齐义虎:天津法租界的扩张及老西开事件(1861—1917)

——以法国外交部档案为基础史料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 次 更新时间:2019-09-30 23: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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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颖   齐义虎  

   内容提要:天津法租界在1861年至1917年间进行过两次非法的扩张活动。第一次扩张发生在清末,在地方官员的妥协下获得了成功;第二次扩张发生在民初,因天津人民的极力反抗而遭受了失败,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老西开事件”。本文通过对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所藏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复原。对比两次租界扩张的成功与失败,可以看到民众在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关 键 词:天津法租界  老西开事件  法国外交部  南特外交档案中心

  

   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法英两国不仅增开天津为商埠,而且获得了在津建立租界的权力。天津法租界于1861年正式建立之后,法租界当局或利用战争局势强力扩张,或通过越界筑路悄悄蚕食,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由此引发了1916年的天津人民反法大罢工运动,史称“老西开事件”。关于天津法租界的扩张和“老西开事件”,国内外一些研究已有涉及,①本文以藏于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原法国驻津领事馆档案为基础,通过挖掘法国人记录的史料,重新梳理这一历史进程,并揭开其中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一 天津法租界的开辟与最初的扩张企图(1861—1900)

  

   在天津英租界划定不久,法国使馆参赞哥士耆(Alexandre Kleczkowski)便前往天津,实地勘测了法租界的界址。1861年6月2日,哥士耆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签订了《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划定了法租界的边界。法租界之东、北均临海河,西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和巴黎路(今吉林路)之间,南以今营口道与英租界相隔,面积约为360亩。

   法租界在1861年至1870年间一直处于荒废状态。②法国驻津领事馆虽然于1861年1月建立,但起初并未设立在法租界内,而是使用位于三岔河口的望海楼行宫的旧址进行办公。侵占望海楼行宫之外,法国人还拆掉了旁边的崇禧观,用于建造教堂。1869年,在法国传教士谢福音(Claude Marie Chevrier)的主持下,望海楼教堂落成。然而一年之后,天津教案爆发,“法国领事馆及望海楼教堂被烧,多人被杀,其中包括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北京公使馆一等秘书沙马森夫妇、商人夏乐麦松夫妇、遣使会教士谢福音以及育婴堂的10名修女”。③

   出于对动荡局势的恐慌,1871年,法国领事馆迁入法租界内。自此,法租界进入了平稳有序的发展时期。在行政管理方面,成立了董事会、选举人大会等机构,并公布了一系列城市管理条例;在财政收支方面,由最初的亏损逐渐转向大幅度的盈利;在城市建设方面,工部局大楼、教堂、医院等建筑拔地而起。

   随着法租界的不断发展,法国人的扩张野心也逐渐显露。19世纪末,法租界当局开始通过越界筑路和购地建房的方式蚕食海大道地区土地。1897年,天津海关道与英国领事议定英国推广界范围,使英租界突破海大道界限,延伸至墙子河(今南京路)地区。此事大大刺激了法租界当局,他们向中国政府也提出了同样的扩张请求,但直到1900年,双方的谈判一直没有进展。

  

   二 天津法租界的第一次扩张(1900—1911)

  

   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掀起了欧洲列强瓜分天津的浪潮。“起初,欧洲各国租界在天津的扩张方式都是很随意的。他们行事就如同公使们在北京划分使馆区那样,每个国家的代表以其政府的名义向同僚们发布一份通告,宣布自己已占用了这块或那块土地。”④11月20日,法国领事杜士兰(Comte du Chaylard)继英国和俄国之后也发表通告:“法租界的推广范围包括下述地区:一、巴黎路、海大道以及法国河坝路延伸至伦敦教会堂的区域;二、租界西侧即海大道、英国推广界、土墙至伦敦教会堂到白河的区域。”⑤12月28日,杜士兰又将法国人占领的今锦州道与沈阳道之间的土地让给日本人,从而确定了法租界与日租界之间的界限。⑥经过与日本领事的私相授受,到1900年底,法租界当局声称其扩张后的边界为:东临海河,西至墙子河,南北分别以今营口道、今锦州道与英、日租界相隔,总面积达到了2360亩,比最初的租界整整多出了2000亩。

   法国领事虽已发表通告,但他知道要真正获取这些土地,还必须得到清政府的认可,并就补偿款数额达成一致。为了清除障碍,杜士兰不惜使用了非常卑鄙的手段。他在1900年11月26日写给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的信中坦言,为了获得大沽路附近的土地,他利用义和团运动期间居民撤退的时机,命人放火焚烧了该地区:

   法租界的扩张问题两年来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因为中国当局总是以无法让我们要求的那片土地上的居民搬迁为理由搪塞我们。于是,我利用战争开始,居民撤离的机会,让人放火焚烧了这些地区。这些投出去的火把大大地简化了我长期以来所开展的工作。⑦

   杜士兰在津的行事方式得到了德尔卡塞的赞许,他给法国驻华代理大使毕盛(S.Pichon)的信中写道:

   总领事在去年11月26日的一封信中向我汇报,虽然法租界的扩张问题从两年前就开始了谈判,但由于中国政府的拖延一直悬而未决。直至今日,借战争之机,这个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工部局占领并夷平了我们所要求的地区,租界以前的边界得以延伸至大沽路。⑧

   虽然解决了大沽路附近的土地问题,法国人在继续向墙子河推进的过程中却遇到了巨大的阻碍,特别是在马家口地区。因为该地区不仅人口众多,而且还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华商,如大生公司、庆余堂等。面对华商们的不断抗议和请愿,1902年6月22日,法国领事罗图高(Marie-Henri Leduc)给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罗图高将未与当地土地所有者达成补偿协议便进行土地开发一事归咎于中国政府的办事不力,并再次要求中国政府接受其划定的新边界:

   领事馆已经多次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能通过官方文书的形式确认杜士兰先生在通告中所划定的土地范围归法国人管辖。面对中国政府的置若罔闻,出于辖区内土地开发的必要性,工部局才不得不开始了道路的建设工作。

   工部局在与当地政府协商,并根据外国租界内所实施的价格对土地进行估价后,已准备好对当地土地所有者进行补偿。

   总之,我们要求中国政府接受以下条款:

   一、承认法租界的新边界。

   二、确定土地价格(扩展界的大部分土地都是沼泽和深水塘)。

   三、同在老租界内一样,允许工部局收购中国人的土地。⑨

   唐绍仪在回信中斥责了法租界当局的行为,要求法方归还强行霸占的土地。尽管罗图高和下任领事克洛岱尔(Paul Claudel)一直为使中国政府承认法租界的扩展界而努力,但直到甘司东(Gaston Kahn)上台,事件才有了法方所期待的进展。

   甘司东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他一直和其他租界的领事相互勾结,掌握着他国租界扩张谈判中的所有细节。如甘司东在1910年1月写给天津海关道蔡绍基的一封并未寄出的信中提到,他在预估地价时,“先考虑了法租界的相邻租界里所成交的土地价格,特别是日租界和奥租界1900年前后的价格”。⑩对他国租界扩张内幕的了如指掌,使甘司东在谈判时游刃有余,他不断引用他国租界情况向清政府施压,并压低土地价格。另一方面,从1908年开始出任海关道的蔡绍基似乎已经厌倦了此事,也想早早了结。甘司东在给法国驻华公使马士理(Jacquin de Margerie)的信中写道:

   今早我见了道台,他说对我的报价感到满意。一拿到我的信,他将会通知马家口的土地所有者们,他们的土地将会被征购还是会被保留。今后,该事他不会再过问了。如果这些土地所有者对法国工部局的补偿款感到不满,他们也只能去北京进行申诉。他个人之所以之前这么回复我,只是为了在公众面前免除自己的责任,不想让人觉得他没有做任何抵抗就接受了我的提议。(11)

   1911年11月,甘司东如愿以偿地解决了这一搁置了十多年的问题,从而完成了法租界当局在津的第一次扩张,将租界的西边界线推广至墙子河。在12月22日致法国驻华代理大使比克(F.Georges-Picot)的信中,他汇报了马家口地区最终的解决方案。从中可以看出,甘司东是把补偿款交由海关道,由其发放给相应的土地所有者的:

   我已收到您本月21日的来信,我很荣幸地告知您法国工部局已向中国政府支付了12万5000两,用以解决租界扩展界内480亩土地的事宜。

   据海关道所讲,对土地所有者的补偿将按照土地面积和状况进行核算。所有与此相关的请求都要向津海关提出。(12)

  

   三 天津法租界在老西开地区的扩张及老西开事件(1902—1917)

  

   早在1902年,法租界当局就有了向墙子河以西的老西开地区进行扩张的企图。是年6月22日,法国领事罗图高在写给唐绍仪的信中,除了要求中国政府接受上文提到的三项条款外,还补充了一点:“中国政府需在围墙外英国开拓新界迄西之地,给予法国租界推广之权。该地界限为:自海光寺营往南至河,南界自佟家楼循河至八里台。所有推广界内的地段仍属于中国人,他们有权不经法国工部局,直接将土地卖给外国人。”(13)该信标志着法国染指老西开地区的开端。其实1902年时,墙子河以东大部分土地还未开发。法租界当局此时对老西开地区的觊觎,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战略意义,正如领事索西内(Jean émile Saussine)所讲:“以使法国人的领土不被英租界或者日租界可能进行的扩张围在一个角落里。”(14)

   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法国人一直忙于第一次扩展界的谈判问题。从1910年起,租界当局开始在老西开地区进行清淤、排水和土地整合的工作。根据中法《北京条约》,传教士可名正言顺地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房屋,所以此时法租界当局开始考虑将天主教会纳入其扩张计划之中,借传教士之手,以达到其蚕食老西开地区土地的目的。索西内曾和时任驻沪领事的甘司东以通信的方式探讨过老西开地区的扩张问题,甘司东在1913年6月7日的回信中写道:

   在5月31日的来信中,您提到想就天津法租界后方地区的土地问题和我交换意见。

   正如您所写,解决上述问题最简便的方式就是以私人名义进行购买,上海在推广租界使用的也正是此种方法。

   由工部局逐步购进筑路所需的土地,这并非易事。因为这些土地往往都是耕地,土地所有者要价过高。此外,中国政府也是极尽所能地为我们的行动设置障碍,因为他们知道公路(属于私有财产)一旦建成,他们便无法阻止外国人在此部署警力,安装水电,简而言之就是将其纳入到管辖范围内。故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求助于个人,由这些人出面,交易会变得顺畅得多。

在我看来,在天津最好的方式就是将您提到的两种方式相互结合,即:一、由天主教会购买整片土地。二、天主教会与工部局之间就筑路所需的土地达成收购协议(一次性确定一个公正的价格)。(15)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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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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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2018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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