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平:日本对戊戌变法的认知、态度与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 次 更新时间:2019-09-30 23:40:49

进入专题: 戊戌变法     脱亚入欧     亚洲主义     日英同盟  

王美平  

   内容提要:日本对于戊戌变法起初鉴于中国改革符合本国利益而多持欢迎、赞同之意,但随着清廷高层人事异动的频发而推测中国政局将变,出现否定戊戌变法前途的论调,其态度亦衍生出冷淡与批判。戊戌政变后,日本政府基于新旧、帝后、满汉、英俄之争的性质分析采取了救援维新派的政策,而后又基于维新派地位低下、经验欠乏、举措急进等败因解析,认识到急进路线不仅无法推动中国改革以从中牟利,甚至会引起列强干涉从而影响本国安全而转向支持地方督抚的渐进改革。戊戌变法的失败进一步促使日本放弃亚洲主义路线,坚定了“脱亚入欧”瓜分中国的战略,助推了日英同盟的形成。

   关 键 词:日本  戊戌变法  脱亚入欧  亚洲主义  日英同盟  Japan  Reform Movement of China in 1898  Europeanization  Asianism  Japan-UKAlliance

  

   中外学界不乏对戊戌变法与日本关系的研究①,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综合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及军部谍报、大众传媒等资料,考察日本对戊戌变法的认知、态度及其对日本对外战略选择所产生的影响。

  

   一、对戊戌变法的关切与真实意图

  

   学界就日本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存有争议。日本学者普遍认为伊藤博文对戊戌变法与维新派持批判、冷淡态度②,而茅海建、郑匡民则认为日本政府出于本国维新经验表露了赞许和同情态度。伊藤访华时虽已下野,但作为掌握明治政府重权的元老集团首席成员,对于推荐内阁首相、制定内外方针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想厘清日本对于戊戌变法的态度问题,就需动态地把握日本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认知。

   戊戌变法作为应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救亡图存”之策,突破此前只重视“技艺”层面的片面改革,在内政上取范于明治维新,在外交上主张“联合英日”,引起了日本的广泛关注。日本起初对戊戌变法普遍抱有欢迎、赞同态度,尤其对中国在科举、教育等领域引进西方思想与学艺进行了积极评价。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肯定新设官吏登庸特科的上谕是中国“学科改良的第一步”③。《东京朝日新闻》亦肯定这一举措将对官气学风产生重大影响,预测“清廷必由此步上革新之路”④。该报还祝贺清廷下旨奖赏士民著作新书,评其曰“旨在革新”,“意义极大”。⑤军部谍报人员宗方小太郎⑥密切关注并向海军军令部汇报了清政府改革科举、引进新学、兴办京师大学堂、各地兴建中小学堂兼习汉学与洋学以普及教育等情况⑦,积极评价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各项改革是“扫除积弊,荡涤伏毒”⑧。

   值得深思的是,日本关注并欢迎中国改革的目的何在?除基于本国维新经验同情中国改革外,日本还有深层考量。首先,日本从本国国防安全出发,考虑到当时自身的军备与经济实力尚不充足,中国作为近邻一旦被欧美列强瓜分,日本难免“唇亡齿寒”,不仅在列强对华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甚至其国防也将受到威胁。因此,日本在尚未有充足的国力参与竞争的情况下希望中国改革暂得“保全”。伊藤博文就表示“鉴于邻邦之窘况颇为忧虑,有所谓唇亡齿寒之感”⑨。亚洲主义团体东亚会也认为中国的存在对于日本的安全意义重大,促进中国改革“就意味着日本的自卫”⑩。

   其次,日本从大陆政策的角度出发,认为维新派主张联日、师日路线,为日本实现“东亚盟主”的迷梦,“指导”中国改革、趁机扩张在华权益提供了绝佳机会。甲午战前,日本就嘲笑中国“妄自尊大”“顽固保守”,以实现文明开化的“先觉者”自居,强调负有领导朝鲜、中国实现文明开化的使命,跃跃欲试地充当亚洲盟主。甲午战后,日本的“东洋盟主论”更是空前高涨(11)。由于中国改革需要招聘西方顾问,而维新派不仅以日为范,且以其为合作对象,这对日本而言正是借机实现其东亚盟主之迷梦的时机。日本特别关注京师大学堂兴办事宜,便是出于取代西方人担任总教习之目的。(12)矢野文雄在得知中国设立文武专科,变通武备后,便于5月劝诱总理衙门派学生赴日留学(13),企图将之作为“日后在东亚大陆树立日本势力的最佳策略”(14)。8月17日,大隈重信内阁(1898.6.30-11.8)基于列强在中国军事改革问题上的竞争关系、为避免引起英国之误解而向英国提出了由日本训练陆军、英国训练海军,以“保全”中国免遭瓜分(15),从而确保日本国防,并趁机扩张其在华势力的国策。为实现这一目的,军部、外务省、伊藤博文乃至大陆浪人等均展开张之洞工作。(16)

   再次,日本从对外战略角度出发,利用变法派的“联日制俄”主张,通过支持康、梁等变法派,驱逐俄国在华势力,为扩大日本在华权益创造机会。甲午战后,日俄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展开激烈角逐。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举国对俄恨之入骨,但鉴于实力不足,只能忍气吞声接受劝告,同时“卧薪尝胆”进行针对俄国的扩军备战。尤其是俄国租借旅大后,日本举国上下异常激愤。以中俄密约为象征,甲午战后慈禧、李鸿章等掌权派采取了“联俄制日”路线,故日本自然看中了康、梁“联日制俄”主张。东亚会会员江藤新作便认为清朝的改善与俄国的在华力量势不两立,清廷确立亲俄政权,文明潮流就无法进入中国;相反,如果文明潮流进入中国,则俄国势力就会自行消退。(17)

   总之,日本起初基于戊戌变法符合本国利益的判断而普遍欢迎、赞同中国改革,这为戊戌政变后日本采取救援维新派的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对清廷变动的预判与态度分化

  

   随着戊戌变法的进展,外务省、军部及报界逐步从清政府的高层人事异动中感知到中国政局将要发生重大变动,由此引发日本对戊戌变法态度的截然分化。

   翁同龢被罢免事件引起日本的高度关注。矢野文雄判断翁同龢被免是“清政府内部将要发生变动的征兆”(18)。宗方小太郎认为翁氏被免是帝党与后党斗争的产物。(19)《读卖新闻》结合恭亲王辞世的消息,评论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后慈禧将重新掌政,李鸿章亦将复权,随之将出现“湘派”衰落而“皖派”复起的局面。(20)7月中旬以后,京城维新派与守旧派围绕“制度局”等问题展开的权力较量(21)与路线之争日趋激烈,日本对此亦有关注。考察中国的政要清浦奎吾(22)向日本社会透露清廷高层内部有人批判广开言路恐将紊乱国政。(23)报界介绍裁汰冗官政策使得内阁大臣亦感人心惶惶,政务不举。(24)9月3日,驻华临时代理公使林权助向大隈外相报告清帝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官署及三省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25)8日,外务省又传来李鸿章被从总理衙门免除的重磅消息。(26)报界评价李鸿章失势是张之洞得势以及清帝接受新思想、选拔康有为等人才的必然结果。(27)

   9月12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郑永昌在参加直隶总督荣禄对日本前任首相伊藤博文之宴请(28)后,向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进行了如下汇报:“在朝官吏即便是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大臣在皇帝下诏前亦不知其情,改革上谕皆出自皇帝专断。各大臣因事先未受咨询,有时对公布诏敕有所踌躇。皇帝则颇为震怒,即便是宠信大臣也或蒙谴责,或遭罢免。故眼下在朝官吏无不惊恐有余,不知所为。枢机大臣中有人认为近来改革措施颇为急进,担忧生变。”他还推测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大臣也将被更迭。(29)该报告于戊戌政变后由大隈外相转呈于大藏大臣与陆、海军大臣,并特以楷书抄写上奏明治天皇。9月17日,林权助报告了光绪帝罢免礼部六堂官的人事异动。(30)日本驻清公使馆书记官中岛雄由此认为“新政前途甚是危险”(31)。总之,在戊戌政变前,日本政府与民间舆论都已察知中国改革之路并不平稳,清廷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戊戌变法各种举措不见实效及清廷高层人事异动等消息的不断传入,日本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发生分化。8月8日,曾一度欢迎戊戌变法的《时事新报》就设置制度局问题发表评论,对康有为本人及其改革方法进行了质疑,认为即便有皇帝庇护,以其地位亦断难推行改革,又兼其方法激进,只会招致混乱。(32)对于此种论调,后成为“汉学泰斗”的内藤湖南则以明治维新的推动者也都是不懂外语与西洋事务的年轻人加以批驳,评价与明治维新时“复古的大宝令与时尚的新组织交错并设”相比,“现在清国的改革大为先进”。(33)矢野文雄对于戊戌变法的前途也较乐观,认为“皇帝既已倾向开新,若得太后辅翼,清国将来或可改观”(34)。他于8月回国述职时仍向报界透露:“皇室采取进步的改革方针,真是清国的一大幸事。”(35)

   伊藤博文对戊戌变法的态度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转变的。他于9月11日抵达天津,受到无比隆重的接待,在13日给夫人的信中评价光绪帝是“颇为贤明的君主”,并甚是期待光绪帝的召见(36),可谓对光绪形成了积极改革的正面印象。然而,9月15日晨,伊藤从中岛雄处闻知康有为“处世经验明显不足”,改革方案太过急进(37),其对变法派的态度转冷。故他在访问总理衙门时表示:改革“用年少人固可,但必须才识胆三者兼备之年少人方有用,否则未有不败,尚不如用老成人而以年少者佐之”(38)。19日,伊藤在与康有为的会谈中态度甚冷,故深陷危机的康有为“不请救援,但请其说太后而已”(39)。

   可见,日本虽对中国改革持欢迎态度,但对戊戌变法的前途问题,则在戊戌政变前夕既已分化为“看好”与“唱衰”两派。随之,日本对于变法派的态度也发生了由欢迎、同情向冷淡、批判的分化与转变,此种趋向到戊戌政变后更为明显。

  

   三、戊戌政变之多重镜像及其反射效应

  

   戊戌政变后,日本采取了救援改革派、劝诱清政府采取温和政策、阻止废黜光绪帝、追随列强派兵入京、联合列强迫使甘军撤离等一系列行动,茅海建、郑匡民一文就此论述已极详尽。关于日本政府为何采取救援维新派的原因问题则不甚明了。其实,这与日本通过多方侦查戊戌政变性质所得之多重镜像密切相关。

其一,革新与守旧之争。林权助明确将光绪帝、康有为等视为改革派,认为戊戌政变是慈禧与守旧大臣对改革派的“一大反击”(40)。大隈首相领导的宪政党(41)评价戊戌政变局势错综复杂,但“无外是革新派与守旧派之冲突”(42)。《东京朝日新闻》亦评论政变是满族大臣对清廷改革的“一大反动”,推测有可能是李鸿章暗中操纵满族大臣怂恿慈禧太后发动,并担忧俄国可能介入其中。(43)其二,“帝党”与“后党”的权力之争。早在1896年日本海军省驻汉口派遣员便在向海军军令部的相关报告中注意到后党与帝党之间在甲午战后反目相见,各树党羽,排除异己,难以两立。(44)戊戌政变后,宗方小太郎向海军军令部汇报戊戌政变是帝党与后党斗争的结果(45),该报告被当时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转呈于大隈首相,并被上奏天皇。(46)10月9日,宗方又向军部报告分析政变发端于革职李鸿章,后党笼络满人中最具实力的荣禄,向太后鼓吹急进革新的弊端,对皇帝图谋不轨,最终让太后摄政,荣禄即升军机大臣,帝党没落,革新党被一网打尽。(47)其三,满汉之争。宪政党认为政变萌发于满汉之间的历史矛盾。(48)宗方小太郎在向海军军令部的报告中分析戊戌政变的起因“主要源自满人的反抗”,现在即便是满人也认识到改良国政的必要,只不过是由于张荫桓、康有为等“无视同僚,独断专行,改革急进”而决心反抗。宗方认定戊戌政变是“满汉间的种族冲突”(49)。(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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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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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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