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捶石入纸:拓本生产与流通中的拓工

——以晚清缪荃孙及其拓工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 次 更新时间:2019-09-30 22:55:37

进入专题: 缪荃孙     李云从     聂明山  

程章灿  

   内容提要:拓本是金石学的中心,拓工是拓本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晚清著名金石学家缪荃孙格外重视拓工,他与很多拓工保持密切交往,其中包括李云从、聂明山、黄士林、沙士瓒、富华阁碑贾小王等人。晚清金石学家与拓工之间的互动,塑造了拓本生产与流通的方式及其特点,晚清拓工的身份地位及其在拓本生产流通中的作用也因而得以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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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本与石本、书本相对,是中国古代石刻文献的三种主要物质形态和存在形式之一。①就物质形态链而言,拓本处于石本与书本之间,既能保存与再现石本的物质与文本形貌,又具有与书本类似的易读、便携、利于流传等特点,可以说兼具石本和书本两者之优长。晚清金石家缪荃孙在编撰《江苏金石记》时,确立了这样一条体例:“金石以拓本为主。明知此碑尚在而未拓到,即编入‘待访’,不列正编。如此碑已佚而拓本存者,亦据本收入。”②在他看来,拓本乃是金石的核心。从这个角度甚至可以说,他心目中的金石学就是拓本学。

   拓工是拓本生产环节至为关键的人物,也是拓本流通环节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石刻文献文化史研究而言,缺少了作为拓本生产者的拓工,正如缺少了作为石刻生产者的刻工一样,是不可思议的。③然而,无论是金石考古研究界,还是书画文物收藏界,对于拓工的关注依旧十分寥落。古代金石家外出访碑,时常携拓工以从,然而照例不载拓工之名,只有明代赵崡曾记其所携长安拓工李守才之名,诚如空谷足音。④晚清以前,拓工姓名见于文献记录者,寥若晨星,其受人关注的程度,甚至远远不及刻工。被文献冷落,被历史遗忘,拓工这个群体基本上成了石刻文化史的缺席者。

   迟至晚清时代,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晚清金石学家热衷于收集、玩赏并研究金石拓本,此风盛极一时,成为彼时文人学士的群体时尚。⑤作为拓本生产制作的承担者和买卖流通的参与者,拓工的身影经常出入于这些文人学士圈子,其姓名也时常出现于金石学人的笔下。因此,他们的形象才渐渐由模糊而清晰,他们在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也逐渐引起了文人学士尤其是金石学家的注意。⑥晚清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其名著《语石》中,曾提到几位拓工,并且着重肯定了他们对于拓本流通的贡献:

   书估如宋睦亲坊陈氏,金平水刘氏,皆千古矣。即石工安民,亦与《党人碑》不朽。惟碑估传者绝少。毕秋帆抚陕时,有郃阳车某,以精拓擅场,至今关中犹重车拓本。赵撝叔《补寰宇访碑录》,搜访石本,皆得之江阴拓工方可中。撝叔之识可中也,因山阴布衣沈霞西,犹牛空山之于褚千峰也。千峰与聂剑光虽文士,亦以毡椎镌刻糊口四方。余在京十年,识冀州李云从,其人少不羁,喜声色,所得打碑钱,皆以付夜合资。黄子寿师辑《畿辅通志》,缪筱珊前辈修《顺天府志》,所得打本皆出其手。荒岩断涧,古刹幽宫,裹粮遐访,无所不至,夜无投宿处,拾土块为枕,饥寒风雪,甘之如饴,亦一奇人也。郃阳碑估多党姓,前十年厂肆有老党者,亦陕产。其肆中时有异本,余及见时已老矣。沈子培比部尝称之。筱珊在南中,得江宁聂某,善搜访,耐劳苦,不减李云从。余所得江上皖南诸碑,皆其所拓,戏呼为“南聂北李”云。⑦

   叶昌炽将拓工与碑估、书估相提并论,意在强调晚清拓工也是碑帖交易的重要推手。对于这些拓工,他是极为熟悉的,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几个拓工,大多数与叶昌炽有所往来。其中,李云从、聂某(聂明山)两人,与同时期的另一位金石家缪荃孙,关系更为密切。⑧

   缪荃孙晚年曾作书致其同道顾鼎梅(燮光),自叙从事金石目录之经过,特别提到自己与李、聂两位拓工的渊源:

   荃孙自廿一岁,有志金石之学,身自搜访,手自捶拓,所历之境,见《艺风金石目》自序,亦时见诸《语石》。常访褒城之石门玉盆,山深月黑,夜不能归,蜷缩岩下,与丐为伍,明日出险,与友朋言,无不大笑。尔时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迨处境稍裕,必携拓工自随,否则翻书开目,令工往拓。在京师得李云从,在金陵得聂明山。云从以往拓《好大王碑》出名,明山亦在安徽得石牛洞、浮山、齐山诸石刻。《语石》推为“北李南聂”,皆荃孙所蓄之工人也。现无其人,荃孙亦无此豪兴矣。⑨

   缪荃孙早年有过“身自搜访,手自捶拓”的访碑经历,因此,“处境稍裕”之后,他对拓工格外理解和关怀。实际上,缪荃孙所蓄用的拓工,并不只李云从、聂明山两人,仅《缪荃孙全集》所记,至少还有黄士林、张天翔、沙士瓒、田福、贾升、老孟、富华阁碑贾小王、文林堂碑估老王等人。本文即以缪荃孙及其拓工为中心,重点关注晚清拓工的身份地位、拓碑活动及其与金石学家的互动。

  

   一、缪荃孙与北京拓工李云从

  

   李云从是晚清活跃于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地区的著名拓工。他与晚清京师金石学者潘祖荫、盛昱、端方、叶昌炽、刘鹗等人的关系相当密切,其拓本制作技艺也深受京城金石学家圈子的认可。他们经常委托李云从去往指定地方,拓取指定的碑刻,比如前往今吉林集安市拓取《好大王碑》。徐建新撰有《高句丽好大王碑早期拓本制作者李云从考》一文,对李云从的生平及其所拓《高句丽好大王碑》,做了专题探讨。⑩徐文的重心在《高句丽好大王碑》,其他方面的探讨仍有未尽。例如,关于李云从的家世,徐文虽然考察了李云从的里籍,却从未涉及其父李宝台。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汉译内藤湖南《意园怀旧录》,其中提到李云从小名李龙儿,是北京拓工李宝台之子,曾为盛昱拓《好大王碑》,并作《访碑图》以纪其行等。(11)上引徐建新文虽然提到内藤此文,但系转引而得,未能通读其全文,故未提及李宝台之子一事。今考李宝台生于清道光年间,居北京,善伪造古泉,人称“小钱李”。李宝台亦善拓,《古泉薮》一书是其手拓。(12)由此可见,李云从拓碑技术出自家世传承。

   在考察李云从生卒年时,上引徐建新文主要根据叶昌炽的日记。徐文推考的结论是:李云从生年约在1850年,卒年不应早于1897年。如果参据同时代其他金石家的日记,则推考可更进一步。例如,《缪荃孙全集》的“日记”和“诗文”卷中,就有很多与李云从往来的记载,特别是日记中的记载,都有明确的时间坐标。其中年代最晚的三条,都在戊戌年(1898)九月。其中一条是九月七日丁巳:“李云从自京师来。”另一条是九月十四日甲子:“约李云从、汤王二估坐船到仁(竹)桥,诣蒯礼卿谈。回至问柳小酌。”(13)还有一条是九月十九日己巳:“寄吴、刘两集,李云从带。”(14)这一年,缪荃孙在南京,李云从自北京南下来见他,至少停留了12天。十九日北返时,缪荃孙还托李云从顺路带两部书到北京。日记中虽然没有明确李云从此行所为何来,但从缪氏约李云从及汤、王两估的情况来看,应该与碑帖买卖有关。换算成公历,戊戌年九月十九日是1898年11月2日,已接近这一年的年底。那么,照常情推测,李云从的卒年不应早于1899年。

   晚清金石学家刘鹗与李云从亦有往来,其《壬寅日记》曾多次提到李云从,并对其专精金石之学给予高度评价。《壬寅日记》正月二十八日(1902年3月7日)记:“申刻,赴刘竹溪之约。坐中有丁芾臣叔侄,又有李姓号云从。闻其金石之学甚精,盖久与潘、王、盛诸君相周旋者。”二月初九日(3月18日)记:“李云从送元拓本《孔羡碑》来,又道光拓本《张迁表》。”二月二十日(3月29日)记:“买得《白石神君》一轴,似甚旧,而李云从亦定其为乾隆拓本。”三月初三日(4月10日)记:“李云从送丁芾臣之六爵杯来。”(15)由此可见,李云从直到1902年4月还相当活跃。一般来说,他的卒年不应早于1903年。至于叶昌炽、缪荃孙两人日记中未见1902年前后的记载,显然与叶、缪两人当时已离开北京有直接关系。

   现存缪荃孙日记,始于戊子年(1888)三月,终于丙辰年(1916)。从日记来看,缪荃孙与李云从相识,至迟在戊子年三月九日。缪氏在当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录:“给打碑人廿金,令其赴唐县一带访碑。”(16)我认为,这个打碑人就是李云从。有两条根据。第一条,自该年三月开始,缪荃孙初步形成了“分地录金石,名之曰《云自在龛金石分地编》”(17)的编纂设想,为此,他需要大量搜集各地的金石拓本,雇人往唐县拓碑就是实现此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第二条,该年四月十二日日记明确记载:“李云从来,拓得曲阳碑廿余种。”(18)曲阳、唐县两地相近,都在今河北保定,显然属于同一条拓碑路线。从三月九日到四月十二日,拓得碑刻20余种,从时间节奏来看,也是合情合理的。可见,至迟在1888年,李云从就已经成为缪荃孙雇请的拓工。换句话说,缪、李两人在金石拓本方面的合作,至迟始于1888年,早于李云从与叶昌炽的合作。(19)

   李云从与缪荃孙相识,可能早至光绪初年。叶昌炽在《语石》中曾说:“光绪四、五年间,重修《顺天府志》。碑估李云从承当事之命,裹粮襆被,狂走京畿诸邑。荒村古刹,足迹殆遍。所得辽碑,视孙、赵倍蓰过之。余著录辽幢五十余通,皆其时拓本也。”(20)而缪荃孙就是《光绪顺天府志》的实际主持者。据缪氏自述,此志初由张之洞“拟定义例”,缪氏“照例编辑”,光绪辛巳年(1881),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乃“令荃孙专任其事”,“始于辛巳,讫于乙酉”。(21)缪荃孙说《光绪顺天府志》修撰,起于辛巳年,讫于乙酉年,即1881—1885年,与叶昌炽所谓光绪四、五年(1878—1879)略有出入。叶氏所言指《光绪顺天府志》重修开局,而缪氏所言指其正式介入其事。由此推算,缪荃孙与李云从相识,应在光绪四年到七年(1878—1881)之间。

   李云从是一个敬业的拓工。他“每拓一碑,必于纸背书在某村、某寺或某冢,距某县城若干里,可谓有心人也已”。这种敬业精神,获得叶昌炽的高度评价:“若依此著录,后人按籍而稽,何至迷其处所?”(22)在长期从事金石拓本制作与买卖过程中,李云从积累了深厚的专业素养。叶昌炽曾举一例:“曩时黄仲弢学士收得一大安碑,以为金刻。碑估李云从折之云:‘金大安只有三年,即改元崇庆。此碑立于大安六年,乃辽刻耳。’仲弢不觉愧服。”(23)黄绍箕(1854—1908),字仲弢,浙江瑞安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侍讲,是晚清有名的金石家和藏书家,其学问自非等闲。李云从谙熟金代纪年,考证信而有据,连专家也不能不佩服。

   李云从的拓碑区域,主要在京冀一带。他不惮辛苦,风餐露宿,时有发现。如果主顾有需求,他也会专程到其他区域拓取碑刻。例如《高句丽好大王碑》,原来“在吉林省辑安县”,“清光绪六年边民刊木发现,多煤烟拓,不精。王懿荣、潘祖荫、叶昌炽等,派李云从携纸去拓”,乃得善本。(24)他也曾往山西拓碑,“道出井陉,访得韩吏部题壁。与裴晋公一刻同时同地,又为之一喜”。(25)

像李云从这样的拓工,其生意主顾或者服务对象,绝不是某一位特定金石家,而是一个金石家群体。他了解这些金石学家各自的所需,也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这些学者间建立起一个碑拓销售与流通的网络。所以,缪荃孙不仅委托他打碑,从他手中购买拓本,也通过他的帮助,卖出自己手头的拓本复本。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十二日,李云从专程送来三监本《皇甫碑》。此碑在缪荃孙手中只停留了两天时间,他在次日的日记中曾记“读碑”一事,很可能就是细读此碑。第三天,他决定以“廿四金”的价格购进这一拓本。(26)七月十三日,李云从又送来《元公姬夫氏人志》旧拓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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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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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 2018,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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