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杰:大规模减税,为何企业获得感不明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5 次 更新时间:2019-09-28 17: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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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杰  

  

减税政策迭出,企业获得感不明显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为企业减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为企业减负,“要树立放水养鱼意识”,“尽一切努力把企业负担降下来。”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改革完善增值税制度,按照三档并两档方向调整税率水平,重点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税率。”

  

   在分析今年上半年经济情况时,财政部副部长刘伟说“2013年至2017年,实施‘营改增’改革已累计减税2.1万亿元,加上采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清理各种收费等措施,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从2018年5月1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将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预计全年可减税2400亿元。今年全年减税降费规模预计将超过1.3万亿元。

  

   政府如此大规模的减税减费措施给企业的获得感却并不明显。《2017年中国民营企业税负报告》中列举了一些现象:

  

   (1)“营改增”避免了营业税的重复计税,实现了结构性减税,但原来已经使用增值税的企业并不会由此获益。相反,由于上游供应商的税收规范,供货价有所提高,比如超市的生鲜、蔬菜、初加工食品等。

  

   (2)类似建筑行业的沙石供应商,部分处于产业上游、以自然资源为产品的企业,因为建筑公司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他们不得不开具税率为17%的专用发票,而之前的营业税只有3-5%。由于谈判能力有限,上游供应商新增税负往往无法转嫁到下游,直接增加了税负。

  

   (3)伴随国税总局金税工程三期的上线,税收征管进一步加强,严征管、高覆盖导致征收效率提高,杜绝了以往现金交易、易货交易以及灰色交易的漏洞。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结构性减税2万亿后,税收总收入还是高速增长的原因。

  

   《2016年中央决算报告》总结了2016年“营改增”的减税效果。我们从中发现,2016年我国通过“营改增”共减税5736亿元。房地产及相关行业的税收负担在“营改增”中减了四分之一;而100多万亿产值的工业制造业,只获得了1000多亿的减税。这说明,“营改增”的减税效果并没有使经济主体普遍受益,尤其是最应该受益的制造业获益最少。

  

   一面是是减税政策迭出,为企业减负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另一面是税收增幅一年高过一年。2017年税收收入增长了10.7%,是2016年增速的2.47倍,高于GDP增幅4个百分点。2018年上半年税收收入更是有14.4%的增长,速度又比去年提高了35%。不得不令人质疑减税的真实效果。社会各界对减税效果的质疑也不断升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祖善提出疑问,尽管我们花了很大努力,数据也不错,但企业的感受度和数据的差异度比较大。

  

   事实上,与整体减税政策背道而驰的是,工商业的税收增幅加大。2017年工业税收增速15.9%,批发零售业税收增速竟然达到20.3%,均高于平均增幅(《中国财政政策报告》),仅此两个行业就比2016年多征了13317亿元。而2017年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仅为6.6%,批发和零售业增速仅为7.1%。税收在这两个行业中的增幅过大,明显与政策设计不当、落实有误有关。一个好政策由于操作有误、落实不当,也会干扰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使得宏观调控方向出现偏差,造成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的恶果。

  

减税政策应以精确降低实体经济税负为目的

  

   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中国制造业和国内消费面临很大危机。“把实体经济抓上去”“国家强大要靠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有关实体经济的重要论断。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国“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7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近期经济工作提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方针。因此,配套的减税措施应该直接针对实体经济,降低企业成本,进而降低物价、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并同时促进就业。但目前我国增值税还存在着税率过高、税制复杂、税制不合理的弊端,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要求和国家的总体要求。

  

   《2017年中国民营企业税负报告》记录了一个案例。

  

   作为一般纳税人的某某软件企业,主营业务包含信息技术服务、技术设计服务、技术咨询、系统集成(含硬件和安装工程)等。业务是综合的,它可能包括产品销售、软件开发、咨询服务、运维服务、建设安装等,业务性质适用的税率从17%、11%、6%和高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年100号)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照17%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企业和税务部门对业务的确认经常存在差异。在实际操作中,企业为避免税务部门异议,往往按照从高原则适用税率纳税,以免被追查、处罚等后果。增值税税率档越多,制度就越复杂,提高了纳税人的遵从成本,还有难以量化的征纳矛盾导致的摩擦成本,真正损失的是税制的公平和效率,不利于改善营商环境。

  

   我国的增值税标准税率(17%,现为16%)过高。当前国际经合组织增值税标准税率平均为19.2%,和高福利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均高于我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8%)、韩国(10%)、澳大利亚(10%)、泰国(7%)、越南(7%)和新加坡(7%)。美国则不征收增值税、营业税等类似的流转税。我国增值税标准税率偏高,会导致很多国内消费和服务转移到境外,不利于拉动内需。

  

   我国增值税目前采取16%、10%、6%三档税率和一档零税率,适用范围非常复杂。在实际交易中心,增值税税率档次过多会扭曲增值税税收中性,干扰商品价格生成机制,导致不同行业之间税负不公平,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当然由于适用边界模糊,上下游抵扣比例不一致,还会带来一些税收征管上的复杂性。从税收效率的角度研究增值税税率结构,多数学者赞成采用单一税率。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采取简单的税率制度。日本和智利实行单一税率外,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等国家实施的是一档标准税率加零税率模式。与之相比,欧洲国家的增值税税率设置复杂一些,多为一档标准税率加一档(或两档)低税率。

  

   随着新经济不断发展,经济主体行为异常复杂,多元化的业态、模糊的行业边界还使得征纳双方难以明确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这将导致同业不同税、同行不同税、同税不同率的情况,损害市场公平。因此,为构建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维护增值税的中性特点,应尽快推进增值税税率简并。笔者建议将增值税率三档并两档——将税率17%(暂行16%)降至10%,与第二档税率接轨。

  

现行增值税税率

  

   从现行的增值税制度看,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都适用最高税率16%。部分农产品、民生服务领域适用10%税率,而现代服务业基本都适用6%税率。

  

   从业务性质上看,第一类和第二类是一致的,因此,16%降低到10%,实现两类业务的的税率一致顺理成章,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同业不同税的市场不公和抵扣差异。

  

应设计精准的减税方案,明确指标,制定切实措施

  

   不同的政策目标会导致不同的政策设计,不同的政策设计,也会导致政策落实的精准度和实施效率不同。

  

   习近平主席指出,“振兴制造业......要树立放水养鱼意识”“尽一切努力把企业负担降下来。”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仍未摆脱总体质量不高、原创基础能力薄弱、资源与环境损耗较重等“瓶颈”制约。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普遍受到税负过重、要素价格高企、营利空间收窄、融资困难等“生死考验”。经济生态环境日趋恶劣不利于制造业生存发展,制造业面临‘空心化’之危。近年国际上有些国家大力推行制造业回归的“再工业化”战略,国际竞争压力加大。

  

   以适用最高税率的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为例,它们是提供就业岗位最多的两个行业。以2016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口统计数据看,在全部1.79亿个就业岗位中,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有5768.8万人,占比32%。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检测中心统计,2017年这两个行业的就业需求占比更是达到47.4%。按国内现有国内就业结构,要想稳就业,就必须从扶持这些行业着手,扶持广大实体经济的发展,是稳定就业的关键举措。

  

   增值税是企业的主要税负,增值税减税是对企业的直接减负,针对性最强,企业直接受益。增值税率降低可降低生产成本,有利于最终物价的下降,对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有直接作用。

  

   为考虑减税政策的实施效率和可控性,我们在税收总量和税收负担两方面设定两个具体指标。

  

   一、税收增幅。控制税收总量最有说服力。有代表性的意见就是,税收收入增长率不能高于GDP增幅。也就是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多少比例,税收增加不能高于它,超出部分就是增加企业和社会的负担。要让大家关心税收和关心GDP增长一样热心。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预期2018年GDP增幅为6.5%,则2018年税收增幅应该在此比例以下。近年我国税收收入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态,与国民经济降速、平稳增长势态不一致,这是经常被各界质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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