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戈:区块链与未来法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4 次 更新时间:2019-09-26 08: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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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戈  
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制度基础。进入现代社会,由中立的监管机关和司法系统来裁判和执行的法律关系更成为陌生人社会有效运转的基础。可以说,法治就是一种信任机制,是父权主义的传统治理方式和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共同体瓦解后维持社会秩序和可预期人际关系的依赖国家主导的各种中介机构来运行的信任机制。

  

   但中介机构在这一过程中积聚起了巨大的权力。本来应当不偏不倚地验证事实、解决纠纷、执行合同和规则的中介机构越来越多地借助手中的权力来为本机构及其人员谋取利益。谋取利益的方式有“俘获”和“寻租”两种形态。所谓“俘获”,是指监管机关的利益与监管对象的利益耦合,被监管对象“俘获”,罔顾公共利益地为监管对象服务,并因此不再值得公众信任。普通消费者之所以对俘获现象没有反制能力,是因为“消费者是最缺乏组织性并且在一般情况下最无效力的利益群体。尤其是对于长期的消费者利益来说,基本上完全没有为其代言的游说者”。而“寻租”则是指中介机构通过创设不必要的验证、审批和监管程序来增加自身的权力和福利(包括闲暇,比如上班时看报、聊天甚至打麻将),创造谋取利益的机会,从而损害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增加法律运作的成本。

  

   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通过对各种官僚机构进行历史研究发现:对于任何一个官僚机构(这里指行使公共权力的任何“中介”机构),无论分配给一项工作的时间有多长,这项工作总是会在最后期限来临时才告完成,他把这个规律称为“帕金森定律”。不过,“帕金森定律”这一名称后来也被人们扩展适用于这本书中提出的其他一些关于行政机构的一般性命题,这些命题主要包括:(1)行政领导均喜好增加部属——不论机关的实际工作量有多少,其人员总会稳步增加。(2)机关成立的时间越长,其成员的素质就越低——因为行政领导喜欢选用才智不如自己的人,以免制造职位上的竞争者。(3)机关开会时间的长短,与议题的重要性成反比——因为小事无关痛痒,且大家都略知一二,所以发言踊跃。然遇大事则大家或因不懂、或因害怕承担责任而噤若寒蝉,不愿发言,所以会议早早结束。(4)机关乐于采用“委员会”形式的管理方式,以协调内部利益。但委员会日趋涨大,人浮于事,便产生组成核心决策小组的需要。核心小组又日趋涨大。(5)机关内部的行政工作效率日趋低落,而其办公场所和设施的豪华程度则日趋上升,两者竟成反比。(6)机关凡有可用之经费必会尽快用完,不然会导致下一年度的预算惨遭削减。“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依靠各种“中介”机构来操作,但这些中介机构都难以避免会陷入“帕金森定律”的怪圈,损害人们对法律本身的信任。

  

   除此以外,官僚化的中介机构有着极高的运作成本和规避风险的倾向,因此它们往往设置极高的确权门槛,将大量的穷人和中小企业排除在正式的信用体系之外,使他们无法获得贷款和其他融资支持,无法将死的财产变成活的资本,因此无法享受资本收益。这些被正式金融资本体系排斥在外的人占全球人口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德·索托估计这个数字达50亿人。

  

   因此,用技术来取代中介机构作为“信任机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持久追求。互联网的出现给这种追求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初,就出现了一群后来被命名为“密码朋克”(cypherpunk)的无政府主义者,试图用公钥-私钥加密技术来实现个人之间的匿名交流。依靠无法追踪的网络和“防篡改的、执行加密协议的盒子”,人们可以无需借助任何中介、也无需借助任何受监管的市场来做生意、谈判达成电子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人际信任不再必要,每个人都无需知道对方的身份,只要信任代码就可以了。区块链技术就是在密码朋克的传统里出现的一种技术。

  

   2008年11月1日,在爆发于华尔街并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小布什签署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政府救市方案而告一段落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一位化名中本聪的“密码朋克”在metzdowd.com网站的密码学邮件列表中发表了一篇题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的文章,宣布了一种新技术的诞生。这种技术可以被用来打造一个电子支付系统“,它基于密码学原理而不基于信用,使得任何达成一致的双方,能够直接进行支付从而不需要第三方中介的参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本聪综合了此前便已经存在的若干技术,而搭建了一种全新的架构,这个架构包括交易和验证两个环节。在交易环节采取公钥-私钥加密技术,公钥私钥成对出现,由随机算法生成私钥,由椭圆曲线算法从私钥生成公钥,这种算法可以确保从公钥无法反推出私钥,公钥可以公布,相当于银行收款账户,而私钥则用于数字签名,类似于收款人签名,以确认交易完成。为了确保交易的唯一性,防止一物二卖或双重支付,交易信息必须公开宣布,供整个系统的所有参与者验证。而验证环节则包含这样一些技术方案:(1)时间戳服务器:对以区块链形式存在的一组数据实施随机散列而加上时间戳,并将该随机散列进行广播。每一个随后的时间戳都对之前的一个时间戳进行增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链条。时间戳可以作为区块数据的存在性证明,有助于形成不可篡改和不可伪造的区块链数据库,从而为区块链应用于确权、公证、智能合同等时间敏感的场景奠定了基础。因此,区块链技术的鼓吹者们常说:区块链阻止我们就历史说谎。加盖了时间戳的已完成交易数据会形成一个区块。(2)共识机制:就是区块链节点(系统中的每一台计算机或“矿机”都是一个节点)就区块信息达成全网一致共识的机制,用以确保最新区块被准确添加到区块链、节点存储的区块链信息一致不分叉以及抵御恶意攻击。中本聪本人提出的共识机制是工作量证明,它的本质是算力决定权力,付出最大计算工作量的节点取得创造下一个区块的权力,为此节点消耗自身算力尝试不同的随机数,进行指定的哈希计算,并不断重复该过程直到找到正确的随机数,完成此任务后,才能生成区块信息,经其他节点验证后链接至区块链。其他的共识机制还包括权益证明、权益证明+工作量证明、瑞波共识协议等,其目的都是为了确定节点的“投票”权重。(3)激励机制:为了鼓励节点参与验证工作,使新的交易能够不断被新的区块所记录,中本聪提出将每个区块的第一笔交易作特殊化处理,产生一枚由该区块的创造者拥有的电子货币。在加上“交易费”(一笔输出值小于输入值的交易所产生的差额)收益,便足以产生足够的激励让众多的节点参与验证过程。由于这种机制所产生的新币类似于矿工挖出的金子,所以参与者(节点)被称为“矿工”,区块创造过程被称为“挖矿”,用于“挖矿”的计算机被称为“矿机”。

  

   整个区块链网络的运行包含生成过程有这样几个步骤:(1)新的交易向全网进行广播;(2)每一个节点都将收到的交易信息纳入一个区块中;(3)每个节点都尝试在自己的区块中找到一个具有足够难度的工作量证明;(4)当一个节点找到了一个工作量证明,它就向全网进行广播;(5)当且仅当包含在该区块中的所有交易都是有效的且之前未存在过的,其他节点才认同该区块的有效性;(6)其他节点表示他们接受该区块,而表示接受的方法,则是在跟随该区块的末尾,制造新的区块以延长该链条,而将被接受区块的随机散列值视为先于新区块的随机散列值。

  

   中本聪的这一套技术方案回应了金融危机中银行、券商等中介机构失信以及监管失灵所导致的用技术取代信任的需求。耶鲁法学院教授乔纳森·梅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指出,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旨在补救信用匮乏问题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自身也面临信用危机,而美国证监会这样的替代信用的监管机构则陷入自身的官僚逻辑,它的使命变成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包括提高自己的预算和权力,以及为那些位高权重者谋求晋升之机。他指出:“在这场金融危机期间,信用评级机构似乎被发行方所操控。然而,美国证监会被大型信用评级机构操控得似乎更加彻底。”既然信用评级机构本身没有信用,监管机构又被它“俘获”,人们便需要寻找在低信任度环境下交易的技术化替代方案:“由于金融交易存在重大利益,在低信任度及低声誉环境里的人们就有着强烈的动因来开发技术性的替代品,从而让人们在像投资银行这类缺乏可信声誉的机构环境里参与金融交易。与这一假设相一致,在金融领域,一些特别重要的制度最好是被解释成方便人们在低信任度环境下进行交易的机制。”完全无需信任、无需中介机构的区块链技术显然正适合用来解决梅西教授所指出的这一类普遍问题。而且,由于交易和验证全过程的匿名性,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对个人隐私的最大化保护,不像中介机构那样为了验证而索取很多的个人信息。


03 作为“法律技术”的区块链


   法律和技术都是解决人类社会基本问题的手段,两者在许多领域可以相互替代。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泰勒和法学家卡斯·桑斯坦在《助推》一书里就介绍了很多利用人们的认知规律来进行技术设计,从而无需借助法律强制而诱导出有益社会的行为方式的例子。而法学家莱西格在网络法经典名著《代码》中则多次强调“代码就是法律”,它控制着人们的网上行为。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升级,线上、线下生活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赛博空间已经成为现实空间的一部分。因此,代码不仅控制着人的网上行为,它控制着人的行为。作为一种由代码构成的、在互联网上运作的创新性架构,区块链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一种“法律技术”,即可以替代法律功能的技术,甚至可以作为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一种。就目前已有的应用状况来看,它的确在这样几个方面冲击着现有的法律秩序。

  

   首先是在货币、金融领域,区块链技术已促生了数百种加密货币,其中排名前十的加密货币市场总值已达到4500多亿美元,而且其价格大起大落,冲击着全球金融市场及其法律监管机制。谈到货币,很多人可能会把它想象为一种交易工具、一种媒介、一种等价流通物。但货币具有根本的宪法意义。发行货币和维持货币信用都是主权国家或类国家政治体的主要权力。现代主权概念的提出者让·博丹曾经说过:“至于铸币的权力,其性质与立法权相同,只有享有立法权者才有权规制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等措施使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缔造了美元这种主权货币统治世界的时代。但这个体系在1971年随着德国和荷兰实行浮动汇率、美国于同年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外国央行用美元兑换黄金之后瓦解。在这个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各主权国家并没有丧失对本国货币的控制权。

  

就在宣告自己的技术方案之后两个月,即2009年1月,中本聪发布了开源的第一版比特币客户端,宣告了比特币的诞生。他同时通过“挖矿”获得了50枚比特币,产生第一批比特币的区块被称为“创始区块”。随着比特币数量的不断增多(虽然中本聪为比特币的总量设定了一个限制,最终产生的比特币数量,准确的说是20999999.97690000个,比2100万少一点。在达到这个总量之前,新增的比特币数量每四年减少一半)以及其他加密货币的不断涌现,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法定货币以及国家控制货币以及通过货币政策来对经济进行调控的能力必然受到影响。比如,欧洲央行在2015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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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法学》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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