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冰岛 顾燕峰: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与非农就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 次 更新时间:2019-09-19 23:56:47

进入专题: 非农就业   制度变迁   离散时间风险模型   政治资本   家庭出身    

郑冰岛   顾燕峰  

   【内容提要】 基于“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数据,本文考察农村制度变迁背景下的非农就业,发现其发展与国家政策走向关系紧密。从分配角度看,男性在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集中在“文革”及80年代初,而教育在各个时期都显著提高了农民获得非农职业的概率。家庭出身只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影响农民的非农化;基于共产党员身份的政治筛选在非农机会稀缺的年代更为凸显;权力的影响则在改革前后一直延续。总体来看,国家一系列平等主义政策大幅降低了非农职业的代际传承性。

   【关键词】 非农就业 制度变迁 离散时间风险模型 政治资本 家庭出身

  

   一、引言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职业的转换,能够提高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必经之途(Chenery, 1975; Lewis, 1954; Kuznets, 1966)。学者们在亚非拉国家的研究普遍发现,非农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村事实劳动参与率,能有效减轻贫困,促进农村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Haggblade, Hazell & Reardon, 2010; Lanjouw & Lanjouw, 2001)。非农化也有利于改善农村的收入不平等,若政府能以有效的制度制约打破获得非农机会的壁垒,则这种平等化效应尤甚(Canagarajah, Newman & Bhattamishra, 2001; Reardon & Taylor, 2000)。基于上述原因,关心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们长期关注着农村非农经济活动的发展(Bryceson, 1996; Haggblade, Hazell & Dorosh, 2006)。

   以往关于农业国家非农化过程的研究,大多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出发点。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一文中,刘易斯认为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的工资差异促使农民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这种持续供给的劳动力资源是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Lewis, 1954)。在此基础上,库茨涅茨和钱纳里的标准结构转换理论则创造性地将结构因素纳入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将经济发展总结为产业与劳动力结构的双重转型。其具体表现为,农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城市化率上升(Chenery, 1975; Kuznets, 1966)。标准结构转换理论认为国民生产总值的连续增长必然导致生产和就业结构的转变,因而非农化,乃至城市化都是经济发展所必然经历的自然过程。

   然而,标准结构转换理论似乎不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的非农化现实,这一点已被不少学者敏锐地察觉(李成贵,2002)。图1直观地显示了标准结构转换理论与中国现实的不自洽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虽然非农产值比重在波动中逐步上升,但劳动力结构的非农化远远滞后,而城市化进程在这一时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缺乏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是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共同导致的(Chan & Zhang, 1999; Meisner, 1999)。产值结构的变迁未能帮助中国农民实现非农化就业,这说明在解释像中国这样具有复杂制度背景的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时,结构转换理论可能力有不逮。正如库茨涅茨在其著作《现代经济增长》中所明确承认的,由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巨大差异,标准结构转换理论对非农化过程的总结,可能并不适合共产党执政的国家(Kuznets, 1966:506-509 )。因此,在解释和预测中国的非农化转型时,除了关注结构因素之外,我们还应对社会制度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应该关注国家干预的一系列政策变迁的重要影响。

   关于从社会制度角度考察非农化转型,学界已经做了一些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对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乡镇企业腾飞为标志的“中国奇迹”式农村工业化和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实证研究,它们大多围绕制度因素展开。例如,钱颖一及其合作者的财政联邦制理论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财政包干制度赋予地方政府自主决策权,同时激励以提高财政收入为目标的地方竞争,这直接导致了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兴起和成功(Chen & Rozelle, 1999; Oi, 1992; Qian & Roland, 1998; Walder, 1995a)。李稻葵的模糊产权理论则认为,改革之初的制度背景一方面束缚着国有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私营经济存在诸多限制与歧视,而那些在产权上处于灰色地带的乡镇企业则十分适合计划与市场双轨体制并行的时代(Brandt & Li, 2003; Chang & Wang, 1994; Li, 1996; Tian, 2000)。也有学者从新中国“前30年”的重工业主导政策出发,认为这一制度背景造就了对轻工业产品旺盛的市场需求。在这种市场条件下,大量涌现的乡镇企业在竞争中提高了管理效率,并且其劳动密集型特征发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使大量农民实现非农就业(Lin, Cai & Li, 1996; Naughton, 1995; Peng, 2001)。

   学者们对乡镇企业的“中国奇迹”所做的解释,无疑为非农化转型的制度因素提供了丰富洞见。但上述理论与实证仅仅围绕着制度演进史的某一个截面,未能从农村社会制度变迁的宏观角度,对非农化转型的决定因素做系统性分析。对非农化转型的“中国模式”的大规模探索,并未回答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制度变迁如何影响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型?这也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现实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机会。首先,中国曾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人口都占绝大部分比重,直至2011年,城镇人口才首次超越农村人口成为主流。其次,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延续,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在中国一度相当紧密,直至改革开放才发生改变。从土地改革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农村曾是国家政治运动的中心地带,国家权力曾深刻渗透乡村社会。即使是1978年的经济改革,也是肇始于安徽农村,然后才逐步推进到全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一系列的国家政治运动与改革过程深刻影响了农村非农经济机会的发展及其分配。

   基于“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数据,本文系统地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制度变迁背景下的非农就业。我们发现非农就业机会的波动与国家政策方向息息相关:“大跃进”和市场化改革都见证了非农就业率的高速发展,而政治方向的收紧则意味着非农就业的低潮。从非农职业分配角度看,首先,曾经被妇女解放运动以及“统分统配”政策消弭的性别差异,在非农就业机会非常稀缺的“文革”和改革初期再度兴起,而后又被农村女性广泛参与的“民工潮”所打破。其次,教育能够提高人力资本,因而它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显著提高了非农转换的概率,且其影响非常稳定。第三,不同政治资本的回报对国家政策,尤其是重大政治运动异常敏感:家庭出身仅仅在政治环境极“左”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影响农民的非农化;共产党员身份作为一种政治筛选的信号,其影响在私有部门兴起的改革时期大幅下降;父亲的干部身份则一直显著地影响非农职业的获得,反映出再分配权力在转型期的延续。最后,在“文革”及之后的时期,农村非农职业的总体代际传承性大幅降低,这可能是国家一系列平等主义政策的结果。

  

   二、制度变迁背景下的非农就业

  

   本文旨在讨论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制度变迁如何影响非农经济机会的发展与分配。我们关注农民的非农化转型,而不在非农职业内部做进一步区分。这不仅由于非农工作意味着收入的增加(Haggblade, Hazell & Reardon, 2010 ),从而农民普遍具有向非农职业转换的冲动(Wu & Treiman, 2007),更是由于农村居民所从事的非农职业具有相当的同质性,他们大多进入制造业、建筑业或服务行业从事体力劳动,少部分人成为自雇佣者。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在非农职业内部的转换通常并不那么重要,往往意味着单纯的职业流动而非社会经济地位的变迁。

   现有关于非农职业获得的文献往往关注移民务工的机制与后果。使用“满铁”资料,有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并非是由于土地的不足,而是被教育在非农工作中有高回报所吸引(Kung, Bai & Lee, 2011)。对1949年以来非农职业获得的讨论,则集中于改革开放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回报及不平等待遇(Brauw & Rozelle, 2008; Meng & Zhang, 2001; Yang, 1997; Zhao, 1997, 1999a, 1999b)。本文将研究时段聚焦于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96年),所讨论的非农就业虽然包括外出务工,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以本地非农就业为主。①

   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改革最早始于1947年。新中国成立后,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改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至1952年冬,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占农民总数的90%)无偿分得7亿亩耕地(占耕地总数的44%)及其他一些生产资料(Wong, 1973)。对农村家庭而言,土地改革更重要的意义可能在于其对阶级成分的划分。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当时的每一位农村居民都被贴上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等标签,这些标签影响到他们未来数十年的生活际遇。在土地改革所形成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开始于1953年的合作化逐渐确立了土地公有的农业集体化生产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土地所有制与生产生活组织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时期农村的阶级政策却相对温和,这体现在合作社对地主、富农的广泛接纳上(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1992:351-357)。例如在老解放区,有90%的地主、富农都被吸纳为正式或候补社员,只有10%参与管制生产;新解放区的土改虽然更为激烈,但被管制生产的地主、富农仅占20%左右(冯建辉,2000)。为了尽快重振国民经济,国家不但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还强调农业与手工业、加工工业以及运输业等的互助结合。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1952年农村从事商品性生产的手工从业人员达到467万,占全国手工业职工总数的63.5%(张毅,1990:8)。农村非农就业比例也从1952年的5.21%迅速增加至1956年的7.81%②(见图2)。

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提出“农村工业化”,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从此人民公社开始大办工业。1957—1958年农村非农就业比例迅速由6.65%攀升至29.02%(见图2)。非农就业比例的急剧上升,可能因为社办工业企业提供了大量岗位,也可能是城市工业企业快速扩张,导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大量转移。“大跃进”使得农村非农就业在1958年底达到顶峰,但严重破坏了国内经济,在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后,非农就业率于1962年跌至2.86%(见图2)。中央紧接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社办企业,调整与恢复农业经济。1962 年中央颁布《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规定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不办工业。这一政策直接导致大部分农村工业企业下马,社办企业从1958年末的602万个迅速下降至1965年的1.2万个,产值仅为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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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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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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