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与纵横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1 次 更新时间:2019-09-11 08:29:58

陈良  

修辞学与纵横术

  

   修辞学,是西方一门古老的学科,其历史几乎与哲学一样悠久。纵横术,在中国古代也曾有过,并且盛行一时。相比之下,这两者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之处。所谓共同点,一言以蔽之,都可称作“言说的艺术”或“说服的艺术”。而不同之处,则说来话长,仔细体察,耐人寻味。

   西方修辞学源于古希腊,这一点毫无疑义,具体起源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学界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修辞学的发端与发展与古希腊(雅典)民主政制密切相关。由于民主政制的确立,治理城邦的官员通过选举产生,政治权力开始由公民议事会议行使,涉及公共利益的各种问题必须经过公民代表的讨论作出决定。这就使得有政治抱负的公民能够通过言说竞选官职或表达意见,因此改进口才、提高说服力就成为时势所需,修辞学便应运而生。公元前5纪中叶,不少雄辩、睿智的学者纷纷在雅典开班收徒,举办口才培训,掀起一股“修辞热”,造就一大批能说会道的公民。是故,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我们不仅看到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发表精彩绝伦的伟大演说,也能看到公民代表说出雄辩有力的长篇大论。

   纵横术,又叫合纵连横之术,是以口才陈述利害、游说君主的艺术。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相互争斗,经过兼并重组,到战国时期仅剩下“七雄”。这七国君主都想做大做强,甚至要吞并天下。不过,各国君主虽有雄心壮志,但也有力不从心之处,想要有所作为,必须借助他人的外脑,必须依靠得力的参谋或助手。想要充当参谋或助手角色,就得说服君主聘用你,于是便有了纵横术。相传纵横术为鬼谷子所发明,而将纵横术应用于实践并玩得风生水起的则是他的学生苏秦、张仪。

   修辞学诞生之后,在古希腊的中心城邦雅典迅速发展,涌现出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伊索克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狄摩西尼、阿那克西米尼等诸多修辞大家。修辞理论、修辞实践、修辞教育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修辞学之所以受到普遍推崇,享有极高的威望,关键在于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那些善于“以饶有兴致和娓娓动听的方式使用语言”、在政治、法律或公共生活的其他领域通过演说对公众产生了突出影响的公民能够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赢得名望和地位。修辞师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其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当代影视明星。

   古希腊衰落之后,古罗马迅速崛起,虽然希腊在政治上受制于罗马,但希腊文化在罗马得到传承与弘扬,修辞学更是大放异彩,迈向新的里程碑。究其原因,也主要是当时罗马为共和国,不仅执政官、护民官、监察官等重要官职必须经过选举产生,而且重大决策或议案也要通过元老院、公民大会表决,所以作为服务于演说的修辞学无疑大有用武之地。共和时代,一大批优秀演说家引领风骚,西塞罗的修辞理论与实践标志着古罗马修辞发展达到了高峰。战功卓著的恺撒,在修辞上也很有造诣,西塞罗曾经称赞:“恺撒的修辞优美,语调平缓,说服力强,听他演讲的每一个人,都会把恺撒当作最可以信赖的朋友。”

   进入帝国时代,修辞学并没有淡出历史舞台。因为罗马帝国是从有着根深蒂固共和传统的核心国家演化而成的,在蜕变为帝制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在名义和形式上继续保留着共和制的重要机构,元老院、执政官以及高度发达的法律体系依然存在并运行着。早期罗马帝国的政治、社会、法治结构,无与伦比的综合国力以及长期稳定的秩序,使罗马修辞学家获得史无前例的宽阔视野、宏大空间和自信心态,故而能在修辞领域开辟出新的境界。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为昆体良,他是继西塞罗之后的又一高峰。

   与修辞学相同,纵横术也能改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比如苏秦,本是一介寒士,最初外出游说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回家,遭到兄弟嫂妹妻妾的耻笑。后来他凭借高超的纵横术说服六国君主,成为六国宰相,并组建六国联合阵线,担任秘书长(从约长);一个人身兼六国宰相,试看当时天下英豪,谁能比苏秦风光?纵横术固然管用,但借助它参与政事并改变自身命运的人只是极少数,综观整个战国时期,也不过苏氏兄弟、张仪、陈轸几人而已。这是因为,纵横术适用对象为各国君主,天下只有七人能够为它埋单,使用范围极其狭小,这就决定了它是不能普及于大众。从供给侧看,先秦时期(乃至整个古代社会)庶民都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国事皆由“肉事者谋之”,庶民连话语权都没有,岂能奢望学纵横术?不过,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也有像鬼谷子之类高人感觉到有市场需求,于是向自己学生传授纵横术,让他们自行推销应用。

   秦灭六国天下归于一统,纵横术旋即失去市场,再没有人钻研它,不仅没有发展,而且几乎失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纵横术逐渐边缘化,甚至被视为洪水猛兽而加以禁锢。汉代官员选拔的主渠道是“举孝廉”,被推举的对象主要是精通经史的儒生,关键是看他是不是孝子廉吏,而不在乎他是否能言善辩。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结果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格局,个人仕途升迁取决于他的门第,与他的言说能力无关。隋唐以降,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平民子弟可以读书考试进入体制内任职(做官)。但是,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经典,所以读书人热衷于皓首穷经,而不必涉猎其他学问。当然,也不排除有人私下研究《鬼谷子》或纵横术,但官方绝不容许它堂而皇之登上学子的课堂。所以,从历史的境遇看,纵横术只能是盛行战国时代的权宜之术,而不可能也无法演变为一门学科。

   反观修辞学,即使经历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也没有淡出历史舞台。哪怕是源于希伯来的基督教兴起并执牛耳,修辞学也没有被排斥,“异教徒”西塞罗仍受到普遍的崇敬,基督教会创始人之一的德尔图良就主张基督徒应该学习修辞,他自己的修辞思想与狄摩西尼和西塞罗颇有渊源关系;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在修辞领域颇有建树,他认为修辞作为是一种中性技巧,应该用于捍卫真理。从文艺复兴到近现代,随着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全面发展,修辞学则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与完善。

   修辞学发端于民主政制,主要用于演说,演说具有公众性和公开性。公众性,不仅是指演说者面对公众,也意味着公众有表达权、表决权,必要时候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演说者。公开性,是指公开场合进行互动,需要演说者以口才说服人,当然也不排除以诡辩忽悠公众,但更多时候还是要以理服人,毕竟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也是有理性的。而纵横术起源于诸侯纷争,主要用于游说,游说具有私人性与秘密性。私人性,就是游说者与君主之间私人对话,游说是否成功,只有君主说了算,与公众毫无关系。秘密性,就是游说者与君主在宫廷秘密会谈,不允许他人旁听。如此游说方式,使得纵横家偏好讲利害关系,投君主所好,只要让对方聘用即可,而不论是非原则。实际上,纵横家只是追求个人抱负,谁聘用我,我就为谁效劳,不管对自己祖国或天下苍生是否有利,也不考虑向后人传授游说的经验。因此,除了鬼谷子先生留下《捭阖策》(后人整理)著作外,苏秦、张仪、陈轸等大腕都没有著书立说,也许他们觉得纵横术就是秘术不可公之于众。种种原因,决定了纵横术无法像修辞学那样演变为适用于大众教育的学科。

   修辞是关于言说的艺术,亦即口头功夫,口头通常斗不过拳头,毕竟口头是软实力,拳头是硬实力。然而,言说作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方式,一旦上升到修辞层面,就会成为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正如西塞罗所说:“修辞实践在从人类文明的发端一直到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等不朽伟业中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的确,修辞实践在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都发挥过积极作用,是维系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因为修辞不仅能提升个体的口才与思辨能力,而且通过以理服人改变群体的观念,从而引领社会的走向。修辞作为西方传统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对于人文思想的建构、文化人格的塑造和社会整体的发展功不可没。

   而纵横术在中国未能演化为修辞学,实在是历史的遗憾。由于缺乏修辞教育的熏陶,致使民众普遍缺乏思辨能力,而思辨能力不足,则不善于判断推理,思维缺乏逻辑、缺乏理性、缺乏深度,往往陷入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情绪化的思维模式。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网上的帖子或文章,大多充斥着谩骂式的语言,汉奸、卖国贼、“民逗”、“五毛”之类帽子满天飞,却很少摆实事讲道理。此外,很多官员在公众场合习惯于拿稿子念,离开稿子就不会讲话,这也是不懂修辞的表现。由此看来,建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修辞学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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