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为什么是拓跋鲜卑担当了统一北方、下启隋唐的历史任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1 次 更新时间:2019-02-22 21: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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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 (进入专栏)  

  

   本文系《拓跋史探(修订本)》“前言”。

  

   收集在本书中的拓跋史文章,是近几年陆续写成的,记录了自己探索拓跋历史所思所见,所以名曰《拓跋史探》。文章中自己感到发掘了一些问题,解释了一些现象,增长了一些认识,但由于资料不足,功夫不够,很难说都准确。此次出版前虽然做了较大的增删修改,但是基本格局依旧,还是探路文章。

  

   探究拓跋史,前人已做过不少工作。他们是开拓的前驱,我不过是踵迹前人,趑趄而进。近年以来,由于未见有多少新史料出现,史学界在这方面探索的热情显得比较消沉。我希望自己所尽的绵薄之力能引起更多有志者的兴趣,共走探索之路。

  

   五胡十六国这一破坏性特别突出的时代得以结束,归根结柢是五胡日趋融合,其主体部分终于陆续积淀在农业地区而被汉族文明逐渐同化之故,这可说是今天史界共识。但是,在这漫长过程行将结束而又尚未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是拓跋部而不是别的部族担当了促死催生的任务呢?这就涉及拓跋部的历史定位问题和北魏政权定位问题。

  

   进入代北地区活动的早期拓跋部及其建立的代国,大体与五胡十六国的出现同步,其发育程度看来不如其他胡族,却是这个时期惟一的地域比较固定、年代世系明晰可考、历史大体完整的另一“胡”,另一“国”,虽然史家并未列之于五胡十六国序列之中。拓跋部百余年来孳生蕃息于代北,没有远距离迁徙,没有太多参预北方混争,获得了发育、成长和完善自己的稳定环境,终于乘时崛起,走出代北,担当了结束十六国的历史任务,在下启隋唐之局的进程中实际上起着决定作用。这大体就是拓跋部和北魏的历史定位。我要强调的是,没有拓跋部在代北百余年的发育,也就没有足以逐步统一北方的担当者,没有比较稳固的北魏政权,这样,自然也不会有后来的隋唐。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叙北魏称尊号、改元皇始之文作注时叹曰:“拓跋珪兴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为北所并。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胡氏感慨之处,正是我所关注的拓跋史的这一段历史背景。

  

   道武帝拓跋珪这个人物,他的历史作用,概括说来,就是用极野蛮的手段,包括残酷的子贵母死制度和强制离散部落措施,把拓跋部带入文明,由拓跋部主导来澄清北方的乱局。

  

   探索代北拓跋的开国前史,我选择《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的题目作为切入点。道武帝为了确立、巩固拓跋皇权,稳定长子继承君位的传承秩序,竟然施行了一种从惨杀自己妻子下手的“子贵母死”制度,而且这个乖谬绝伦的制度竟然能与北魏政权相始终。这不是道武帝个人的“创制”,而是有深层的长久的拓跋社会内部背景。我推测是,拓跋在部落联盟中与其他部族关系复杂,可能留下什么祸根,因而在以后的北魏历史中产下子贵母死制度的怪胎。但是我找不到直接的明确的证据,只好绕着弯来探索。

  

   有一些寓意隐晦的资料,显示在部落联盟时期,拓跋君长之妻或母是颇具敏感性的人物,她们所属的部落往往通过她们,控制拓跋部内大事,特别是君位传承。拓跋部落联盟的维持,拓跋部在联盟中君长地位的巩固,往往要依赖拓跋后或拓跋母后,而且还要依赖后或母后外家部落,即妻族和母族。这就是祸根所在,不过过程比较曲折,有时含混不清。随着拓跋的成长进化和拓跋珪建国称帝,拓跋部在体制上,一方面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只是跟着外家部落行事,一方面对于背靠外家部落的后和母后,一定要有效地予以制约。必须消除这两方面的祸根,皇权才能稳固。这就导致先把皇位继承人之生母(即未来的母后)消灭才允许他继承皇位的极端措施的产生,从而逐渐形成子贵母死制度。

  

   拓跋部怎样才能摆脱外家部落的束缚,尤其是其对君位传承的干预,以完成拓跋由部落联盟君长向专制皇帝地位的转化呢?这只能凭借强势力量,而且往往要诉诸战争。强大的外家部落通过拓跋母后干预拓跋事务,久已成为传统,他们要不是被削弱、被控制,是不甘愿接受拓跋部自主的君位传承的。

  

   道武帝建国,并没有强大的外界敌人要去认真对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和妻族这些外家部落,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母、妻。这一现象令我恍然大悟,原来道武帝用战争手段“离散部落”,首当其冲的竟是母族贺兰和妻族独孤,这并不是偶然现象。打破部落联盟的束缚,特别是摆脱外家部落对君权的牵制,以利于建立帝国,是此举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于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如部落役使之类,在当时似乎还是第二位的。我对此做了两起个案考察,即《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和《独孤部落离散问题》(《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其结果使我深信,子贵母死制度和离散部落看似无涉,却是内蕴相通,子贵母死实际上是离散部落的后续措施。

  

   道武帝拓跋珪这个人物,他的历史作用,概括说来,就是用极野蛮的手段,包括残酷的子贵母死制度和强制离散部落措施,把拓跋部带入文明,由拓跋部主导来澄清北方的乱局。

  

   北魏虽然建立了严峻的子贵母死制度以防外家擅权和母后干政,却仍然出现了冯太后弄权数十年而未被清除之事,这又是一个费解现象。冯太后没有强大的外家依靠,她之所以能长期弄权,屡操胜算,除了某些偶然因素以外,主要还是由于她充分而又巧妙地利用了子贵母死制度压制对手,以逞阴毒之故。她名义上是太后,却不是任何一个北魏皇位继承人的生母,并不是子贵母死制度中需要先予处置的人物,她反而由此获得逞能的机会。由于她以后在北魏政治上多有建树,所以她在后宫中诸多乖谬行事,不大为后代史家关注,因而无人论议。

  

   把离散部落、子贵母死、冯太后擅政这几件时间并不连贯的大事串在一起,放在拓跋部族历史总的背景中考察,毕竟上下空白太多,头绪纷繁,不易掌握线索。于是我写了《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学林春秋》二编上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原题《我与拓跋历史研究》),剖析了自己的思路,交待了研究此题的方法,以答读者。

  

   如果拓跋未曾经历这一过程,而是若猗、猗卢乘晋室之衰,以代公、代王名义,与刘、石一起逐鹿中原,建国称号,如果只是这样,可以肯定地说,它只能跟刘、石一样,匆匆登场,又匆匆下场,使十六国成为“十七国”而已。

  

   《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连载于《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和第4期)一文篇幅较大,涉及问题较多。在探索中我被如下现象所吸引:乌桓人是两汉以来先到代北的移民,拓跋部进驻阴山以及代北地区,当在东汉之末,比乌桓晚。乌桓西移时间长,人数累积多,但是在文献中他们的踪影只是偶尔出现,而且是一掠即过,不见首尾,不成气候。他们究竟在拓跋开拓代北事业中占有什么位置,有什么表现,起什么作用呢?解决这个问题,有待于对史实的索隐钩沉和细致分析,而没有现成的明确的答案。

  

   乌桓族与拓跋所属的鲜卑族均属东胡族系,同风俗,通语言,但长期独自发展,不相统属。乌桓早在汉代即以突骑闻名,但缺乏部内凝聚力;拓跋后来形成部落联盟而自居君长地位,却不见有显赫的军事实力。这两方面的长短,恰好能够互补。两族在幽、并北部分别从东向西和从西向东浸润,汇于代北地区,既有交往,又有冲突,但未见有为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殊死斗争的事实。可以判定,两族互补而共生于基本上是同一空间范围,实现着一个以拓跋为主导的长达百余年的融合过程。拓跋就是在与乌桓共生环境中发育成长的,而乌桓则逐渐被拓跋吸收,乌桓本身的历史长期被拓跋覆盖,在史籍中遗忘已久。

  

   正史所见,王沈、范晔书以后没有关于乌桓的成篇系统记载,只能见到一点“边角料”。我在探求拓跋、乌桓关系时以《魏书·序纪》为线索,把有关零散资料的有可思考者从史籍缝隙中钩稽缀合,分成问题,构成《共生关系》一文中的各个章节。这些章节可以独立成说,事实不尽相贯,但又都牵扯出许多线索,勾连拓跋、乌桓,构成两族共生关系的方方面面。我认为,叙述拓跋经营代北、统一北方的历史而不给乌桓以适当位置,是不符合实际的。了解代北乌桓状况,也可丰富对拓跋史的认识。我还觉得《序纪》中以及其他地方所见乌桓零星资料都弥足珍贵,可能从其中解读出不少历史信息,不过,我还未能一一清理。

  

   十六国历史纷纭复杂,宏观言之似又简单。一个胡族乘时崛起,介入北方政治冲突,立国建号,一时貌似强大,经过后继民族几个浪潮的冲击,又经内部分化,立刻趋于瓦解。再来一个胡族,过程大致也是如此。只有拓跋,在百余年与乌桓共生中磨炼了自己,丰富了自己,造就了自己,使自己进入中原时具有较充沛的力量、较多的经验和较广的见识,经得起风吹浪打。如果拓跋未曾经历这一过程,而是若猗、猗卢乘晋室之衰,以代公、代王名义,与刘、石一起逐鹿中原,建国称号,如果只是这样,可以肯定地说,它只能跟刘、石一样,匆匆登场,又匆匆下场,使十六国成为“十七国”而已。

  

   在与乌桓共生条件下经过历练的拓跋部,生命力强,富有凝聚力,比较善于应对变化,与各胡族骤兴骤灭相比,即令在衰败之后也不曾出现一个堪与匹敌并取而代之的对手。六镇浪潮的冲击不亚于十六国中任何一个胡族代兴造成的社会动荡,但是继起的任何一种力量,不论从族属还是从文化方面来看,都是脱胎于拓跋,从拓跋衍生而来,与拓跋有很强的继承关系,同前此的五胡交替殊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大体与五胡同步兴起的拓跋鲜卑,历史地位大不同于五胡。

  

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只是就一个时期之内代北地区两种最主要族群的互动关系而言。其实,拓跋与匈奴,拓跋与各部鲜卑,拓跋与各种名目的杂胡,拓跋与高车等部,都经历着共生关系,只是现象不一,历史影响各有深浅而已。共生关系不论久暂,其最终结果都是民族融合。魏晋时期各种杂胡,都是在共生各族关系尚不稳定的状态下,被时人所加的暂时称号,久而久之,杂胡都由于族际融合而丧失了杂胡的特定名称。杂胡的出现和消失,都可以在共生现象这一概念框架中加以解释。而且,纵观历史,拓跋融合了乌桓等部,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在走与汉族共生,终于融入汉族的道路呢?不过,这是宏观而言。观察民族关系,毕竟还是要与历史的特定阶段相联系,不能只看结局而忽略过程。十六国乱世尤其如此。本文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正是着眼于过程。十六国之后,必须要有像北魏这样的一个长期稳定阶段出现,才能形成必要条件,向隋唐过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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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新史学1902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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